伴田五郎的墓碑照 题目：影视剧里看不到的“牛蹄子鞋”
作者：胡卓然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五月上，第49～52页 伴田五郎的墓碑照 题图的照片里，木制墓碑上所写的“工兵伍长伴田五郎”，是1937年日本最当红话剧演员之一友田恭助（伴田五郎为他的本名）。出生于东京的伴田五郎，曾主演过多部有名的话剧。1937年，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东京师管区征集预备役官兵，编组作为特设师团的第101师团。伴田五郎就是在这次征集中来到第101师团担任工兵伍长的。
很快，第101师团就增援到淞沪战场，据日本战地记者小俁行男回忆，伴田五郎“随日军强渡吴淞江时，被中国军队的机枪击中胸部，当场死去。拍摄其阵亡的日本新闻纪录片，后来在东京的电影院放映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军国主义把伴田五郎树立为“忠勇之士”的典型，鼓动更多日本青年充当“炮灰”；在战争的另一方，伴田五郎却成为“反面教材”——从1938年初开始，中国的刊物也陆续介绍了他的阵亡，以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的戕害。
这张清晰度很好的历史照片，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一段值得沉思的历史插曲，它更深藏着一个很容易让人忽视的细节：乍看上去，照片上扶着墓碑的日军军官两脚的大脚趾清晰可见，似乎没有穿鞋子。可如果说他没有穿鞋，又似乎不合逻辑，因为他不仅整整齐齐穿着“昭和五年”军服，还结结实实打着绑腿。
其实，谜底并不复杂：这名日军军官是穿着鞋的，但他穿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穿的普通鞋子，而是被中国军民称为“牛蹄子鞋”（因其像牛蹄那样分瓣）的分趾鞋。尽管这种鞋子曾被侵华日军大批装备过，但在抗战烽烟散尽6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细节已鲜为人知，至少在时下各种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已鲜有将之作为道具了。 
美军手册里有以脚趾开叉识别日军的内容 看脚识日军 分趾鞋的出现与日本人从小穿木屐有关。木屐的鞋襻在脚趾间固定，长期穿木屐会造成大脚趾与其他四趾分得很开。这也成为在战场上区分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的关键“特征”。至少美国人使用过这一“特征”：1942年，美国战争部和海军部为在华美军人员印刷了一本手册，其中关于区分中日军人即有这样的内容：“The Jap wore a wooden sandal(aka geta) before he was issued army shoes…he will usually have a wide spa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toes.”翻译过来的意思：“日军士兵在下发军鞋前会穿着一种木制的凉鞋（即：木屐）……于是其大脚趾和二脚趾分得很开。”
方法似乎是个好方法，但不知道编印这本手册的美军人员有没有考虑过脚上的味道。实际上，要想分清中日士兵，并不一定需要脱鞋，中国军队就根据日军常穿分趾鞋的细节进行分辨——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德安万家岭地区痛击日军第106师团。1940年出版的《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收录《唐师长万家岭战场目睹记》，记述了国民党军141师师长唐永良于战役次年在故地的见闻。唐永良回忆了亲眼见到的日军遭受沉重打击后的战地情景：“围绕着雷鸣鼓刘村都是敌人的坟墓，人骨、马骨……土中还露出几双倭兵的胶皮鞋——特别样式的胶皮鞋，一个大足趾与余四个足趾分开的胶皮鞋。”
分趾鞋的独特标识，帮助唐永良师长分析了日军的损失情况，进而得出了“我们抗战三年，歼日寇如此之多，除万家岭外，实不多见”。抗战中，中国军队也常常以分趾鞋的脚印来辨认日军部队。曾任八路军总部参谋的夏讷，在回忆文章《左权同志殉国的日期及地点》中追记十字岭战斗战前情况时，提到：
……我们上了山梁上的一条大道，这时我发现路上脚印很密，低头细看，只见除了大马蹄印外，尽是日军的鞋尖开叉的胶鞋印（俗称牛蹄鞋）。那个战士对我说：“不好，我们跟在敌人的屁股后面了。”于是，我们立即拐上一条小路翻过沟，爬到另一条山梁上紧奔，直到中午才赶到南艾铺的十字岭，看到总部的大部人马正在接近山顶的一块洼地里休息。我们立即找到左副总长，向他报告未找到欧团（作者注：即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和路上看到日军行迹的情况。 普遍装备的军鞋 分趾鞋可以成为辨别日军的标识，与侵华日军普遍装备该鞋有关。1941年底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中国军队曾缴获日军一批机密作战文件。据记载，薛岳看见这批文件之后，“曾拍案曰：‘虽仅一纸之轻，然较万挺机枪尤重。’”（见1943年3月1日军政部《陆军经理杂志》第5卷第3期）。因为在这批机密文件中，有一份日军《关于加号作战装备要领之指示》（加号作战方案，为日军第11军于1941年7月前后制订的，关于在长沙发动进攻作战的作战计划）。在这份规定“装备要领”的文件里，日军的“穿用被服”项目单独列出了“防雨外套及私人分趾跑鞋一对携行”，分趾鞋与雨季作战必须携带的防雨外套并列。
机密文件之中另有《关于鹰林部队装备之指示》（日军鹰林部队，即第6师团第13联队第3大队。中国军队的捷报记载，击毙了该大队的鹰林大队长。报载其完整名字为“鹰林正”），该文件第一项的内容“服装”仅有一句话：“军服（必须携带日本式分趾鞋）。”日军这一份军令之中，分趾鞋更被放在了与军服同样关键的地位。
因为日军普遍装备分趾鞋，使得很多抗战亲历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回忆里，都有日军穿分趾鞋的记录。如：建国初，山西解虞县南庄村村民向记者控诉1938年3月日军侵扰村庄的暴行情况，描述日军士兵：“他们头戴‘战斗帽’，脚穿‘牛蹄子’胶鞋。”安徽毫州涡河边的居民周立友，1939年夏曾参与俘获日军一名小队长，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忆这段往事时，即明确说日军小队长“脚上穿着牛蹄子胶鞋”。1944年底，疏散到广西河池六甲的铁路职工子弟么荫芳，近年回忆袭击六甲的日军时也说：“那天来了一队日本人，大概有100多人，全都身穿着防水军装和牛蹄子鞋。”
亲历过抗战的一些作家，也将“牛蹄子鞋”作为真实历史细节写进其文学作品中。例如，曾在冀中担任过武工队队长的作家冯志，就在其著名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里，把这样的细节写了出来：“大冉村据点里的日本曹长一撮毛”在书中出场时，即“穿着牛蹄子式的黑胶鞋”。再比如，曾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的王前，在其“追记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的小说《窟窿岩》里，描述我军隐藏的伤员躲避日军搜山的情景时，也写到：“老赵爬在缝沿口，握紧手枪。从插在缝口的枝叶孔中向外瞧着，从他面前晃过好多牛蹄（子）鞋。” 
分别穿着分趾鞋和军靴的日军 不合脚的战利品 日本人穿着木屐时，常穿一种称之为“足袋”的袜子。为了让木屐的鞋襻可以固定在脚趾间，足袋也是将大脚趾和其余四个脚趾分开的分趾袜。据载，作为分趾鞋的牛蹄子鞋，其最早出现就是把胶底贴到分趾袜底下，再加上鞋面制造而成的。从袜子到鞋的演变，使分趾鞋在日语中有从“足袋”演化过来的名称——“地下足袋”，也使分趾鞋在中国有另一个别称——水袜子（分趾胶鞋可以防水，此名称意指可以下水穿的“袜子”）。可见，分趾鞋是为穿惯了木屐的人准备的，很不适宜大部分没有穿木屐习惯的中国人。苏北沦陷区穿过分趾鞋的居民徐一鸣就有这样的回忆：“牛蹄子鞋，胶底，黑帆布深筒，大脚趾和其它四个脚趾分成两部分，当中有叉隔开。我试穿一下，脚趾卡得痛，不好走路。”
在艰苦的抗战年代，敌后坚持抗战的军民，处在“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局面中。分趾鞋虽有些不合脚，但它毕竟是一种胶底鞋，与我军大部分官兵穿的布鞋和草鞋比起来，鞋底材质更好，更适宜复杂的战场环境。所以，我军官兵在缴获后也将之作为军鞋使用。1942年山西榆社白庄伏击战，参战的连长张国斌、指导员梁超回忆战前备战情景，曾忆及战士为了战斗胜利，把旧的分趾鞋拣来当军鞋穿：“我俩检查各班的准备，大个子李万金的鞋子破得早不能穿了，他把擦得很亮的机枪让我们看，发觉我们看他的鞋子，他就把脚一翘，害臊地说：‘这怎么能跑路打仗？’没等我俩开口就跑出去拣来一双破烂不堪的日本牛蹄形胶鞋，把破鞋腰割去，用绳子穿起来，结结实实地绑在脚上，又跳了两下试了试说：‘准备得不错吧！’‘好，穿牛蹄子鞋，一定得有股子牛劲！’”
而战斗在东北的抗联官兵，对于这种胶鞋更为重视。在冰天雪地中转战，鞋里一旦灌了雪，化了之后会冻脚。可以防水的“水袜子”胶鞋，无疑有助于在雪地转战。1938年冬天，抗联3军4师32团在黑龙江宝清县山区的日军包围圈里坚持抗战，官兵们鞋子匮乏，团长李明顺回忆，“团政委于保合同志是穿一双露了脚趾的‘水袜子’（是在大拇趾与其余四趾之间留有一条开缝的橡胶底单鞋）”。有关抗联的回忆中，在分趾鞋已穿到开裂的情况下仍舍不得丢弃的不止此一例，这样的“珍惜”实际上也与雪地里不得不依靠胶鞋的防水性能有关。为了确保雪地行军不因为冻伤脚而影响战斗力，“水袜子”胶鞋和棉衣、火柴等一样，成为抗联在冬季最关注的军用物资之一。抗联常常委托地下党购买“水袜子”胶鞋送到游击区。例如，镜泊湖地区的地下党员宫焕卿，“仅1940年春秋两季”即通过地下秘密交通线，给抗联运送“水袜子”胶鞋“50双以上”。
此外，我军也有整支部队穿分趾鞋的情况，甚至以之作为迷惑日军的战术。1938年冬季，抗联将领周保中率部在雪地里突围，“走到第一道包围圈时，就踩着敌人走过的脚印走。由于和敌人穿同样鞋，都是穿的‘水袜子’，敌人不易从脚印上发现问题”（《哈尔滨文史资料》第25辑）。在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里，带有日军特色的分趾鞋，也踩出了我军通往最后胜利的一行行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