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上海的“旭日旗”魔影
作者：胡卓然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六月上，第53～56页
日军侵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都是重要节点。前一事件的罪魁“关东军”广为人知，但挑起后一事件的日军却多被人遗忘。事实上，这些日军的存在可以说是直接为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事变埋下了伏笔。从晚清至“一•二八”事变前，日本在上海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常驻军队都是海军，日本海军“旭日旗”的魔影从最初的不时闪现到最终的“乌云盖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正是透过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到当时的日本对于侵略中国的处心积虑。
日本驻军上海的早期记载
《上海军事志》记载有1897年至1905年日本军队几次临时在上海驻军的明确番号：
1897年，上海小车工人示威，日舰“大岛”号20名士兵登陆守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这是日军在上海派驻地面部队的开始……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上海宣布中立。2月，日本驻上海领事要求上海道台驱逐在沪俄舰。该要求被俄国领事拒绝，日海军派军舰“秋津舟（洲）”号开进黄浦江监视俄舰，一月后才离开。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发生时，日舰“对马”舰陆战队登陆，在东本愿寺成立守备警察队本部。
所谓“大闹会审公廨案”发生在1905年12月，当时公共租界审理华人案件不公，引起抗议，并于12月18日发生流血冲突。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成立了驻扎上海的南清舰队，这是日本第一次开始在上海常驻成建制的军队。据日方的文献记载，南清舰队首任司令官武富邦鼎少将（卸任后曾担任海军省军务局长），于1905年12月20日上任，这可以视为该舰队的成立日期。值得注意的是，关东军的雏形此时也刚刚出现，日本于1905年10月18日在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下设的陆军部即是关东军司令部之前身。
“高千穗”号巡洋舰
南清舰队成立时，其下辖军舰据日本的记录可以确认的有：“高千穗”号、“千岁”号巡洋舰及“宇治”号炮舰，另下辖一艘河用炮舰“隅田”号，后者为拆解运送到上海的，南清舰队成立时还在进行组装。南清舰队最大军舰是“千岁”号，排水量4760吨，而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则是“高千穗”号，因为该舰曾参加过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仇敌常驻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堪称旧中国“有海无防”局面的一个缩影。而据日军记录，“宇治”号炮舰曾有在“南满洲、朝鲜北部沿岸”担任警备任务的经历，编入南清舰队是发挥其吨位小（排水量为620吨）、比巡洋舰更宜于长江航行的优势，进行所谓“扬子江方面的警备”。
南清舰队成立后，担负了日军在中国（清代）南部和台湾沿岸的巡航警备任务，但其番号在国内的历史记录里很罕见。1908年12月12日，宋教仁曾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忽有大声唱卖‘号外’者，购一张观之，则谓湖南醴陵革命党甚猖撅，外国人皆避乱至长沙，日本南清舰队已有二艘驶上汉口云。”这个记录侧面展示了该舰队的主要任务：以武力保护日本在华殖民利益，监视和干涉反清革命。就在宋教仁记下这则日记12天后，1908年12月24日，启用几乎整3年的南清舰队番号停止使用，改名为第三舰队。这是日本海军历史上的第二支第三舰队，此前的1903年12月28日，日军曾组建过第一支第三舰队（临时编制），1904年3月编入联合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的部分作战。1905年12月20日，随联合舰队一起解散。南清舰队改称第三舰队之前，舰队下辖的舰只曾几经更迭，改编时舰队下辖有“新高”号、“对马”号、“和泉”号3艘巡洋舰，以及“伏见”号、“隅田”号2艘炮舰。
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后，第三舰队曾有以武力在长江上侦察和干涉革命的企图。据法国驻汉口领事1912年1月15日致法国驻华公使的报告回顾，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川岛令次郎于“武昌被革命者占领后第二天到达汉口”。
第三舰队在上海整7年后，于1915年12月25日解散。此次驻上海成建制舰队的撤销，与一战的形势有关。中国在此时宣布成为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受到了限制。第三舰队解散后，原有的巡洋舰撤回日本，炮舰解除了武装后停留在中国的境内。但日军撤销第三舰队的当天，又设立了一支作为临时编制的第三舰队，以准备参加一战。该舰队在1922年12月1日随着“旧式战舰的废弃”而解散。
恢复在上海常驻军队
日本虽解散了驻上海的第三舰队，但其在远东大都市上海常驻军队的想法却没有停止。1917年12月，日本海军设立第七战队驻扎上海，8个月后，1918年8月10日，又将其改编成为独立的遣支（那）舰队，以上海为基地负责“扬子江流域的要地警备”任务。这一支舰队的成立是日本在上海重新常驻军队的开始。遣支舰队成立时，下辖“千岁”号巡洋舰，“宇治”号、“鸟羽”号、“伏见”号、“隅田”号、“嵯峨”号炮舰。“千岁”号、“宇治”号、“隅田”号和“嵯峨”号，都是原南清舰队的成员。“嵯峨”号炮舰，是针对日军在华中的警备实力不足，于1912年开工建造的。二战时日本海军名将南云忠一，曾于1926年3月20日到上海担任了“嵯峨”号的舰长。
“宇治”号炮舰
1911年11月14日，进行海试的“鸟羽”号炮舰
“鸟羽”号、“伏见”号及“隅田”号都属于“河用炮舰”，是日本为行动于“沿岸、河川、内水”而设计建造的军舰。“鸟羽”号和“伏见”号常备排水量只有150吨，“隅田”号更只有105吨，吃水较浅的河用炮舰有上溯到长江三峡的能力，常常以上海为基地，向三峡附近的城市航行，将日军武力可控制的范围延伸到中国的内陆。从1918年8月10日舰队成立，到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伏见”号、“隅田”号、“鸟羽”号一直都部署在上海，执行日军在长江上的警备任务。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建造并部署到上海的“鸟羽”号，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仍在上海，后被国民党海军接收，改名“永济”号，后又改名为“郝穴”号。1949年11月29日，该舰在四川忠县江面起义，其后在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序列里改称“湘江”号。
1919年8月9日，遣支舰队改编为第一遣外舰队，遣支舰队司令官山冈丰一少将留任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由于遣支舰队的番号只沿用不到一年时间，国内的历史记录里难寻踪迹，所以一些学者常常会忽略了1918年8月日军恢复在上海常驻成建制部队的史实，甚至把遣支舰队误认为是后来成立的“支那方面舰队”番号的简称。
几乎是在第一遣外舰队编制出现的同一时期，日本海军还曾出现过第二遣外舰队的独立编制，但这支舰队在1921年4月4日又解散了。此后6年，日本海军都保持着“遣外舰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状况，直至1927年5月16日，驻上海的第一遣外舰队一部，又被改编为了第二遣外舰队。第二遣外舰队负责青岛周边的警备任务，增加日军在渤海和黄海的常驻实力，也与驻上海的第一遣外舰队互为补充。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第二遣外舰队旋即出兵增援上海日军。
建立“上海陆战队”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在上海常驻军队的编制里共有2个番号，其一是前述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另一个是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后者组建于1927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源自第一遣外舰队。
1926年末至1927年初，北伐军的兵锋直指上海，上海工人也开始组织武装反抗孙传芳军阀部队。为防备革命武装、武力保护租界，停泊在上海的第一遣外舰队军舰开始联合组织陆战队。当时，日本海军的陆战队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临时性组建的，比如日俄战争里围攻旅顺的由舰员抽调的“海军重炮队”；第二种归属于日军舰队后方机构镇守府，其下辖少许的陆战队；第三种则是由舰队各舰抽调专人组建，附属于军舰或舰队进行作战。第一遣外舰队组建的陆战队，即属上述第三个类型。
1927年2月17日，孙传芳的军队放弃浙江省，向上海郊区败退。日军随即开始增加上海的警备兵力，迅速加派了吴镇守府（设于广岛县吴市）特别陆战队约300人支援上海的防卫。之后，3月初又再次增派了来自吴镇守府的特别陆战队。同时，佐世保、横须贺的镇守府，也各派遣其下辖特别陆战队一部到上海。
为掩人耳目，日军一开始没有公开上述部队番号，曾将吴镇守府特别陆战队伪称为“水月海军俱乐部”，佐世保镇守府特别陆战队伪称为“虹口海军俱乐部”，横须贺镇守府特别陆战队伪称为“东方海军俱乐部”。3月下旬，上海的各支陆战队临时合编为联合陆战队，编制上共计有5个大队，官兵1378人。“利根”号巡洋舰的舰长植松练磨大佐担任指挥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植松练磨又担任了上海陆战队司令官）。其后，又陆续有来自于“八云”号巡洋舰等多单位的一大批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增援，日本海军陆战队人员在上海达到2805名。此时，在上海的众多陆战队虽渐渐有统一的指挥和建制，但仍属于临时编制。直到1927年8月，日军才正式设立上海陆战队。据载，固有兵力为672名。8月20日，松本忠左担任了第一任司令官，日军上海陆战队从此成为日军驻上海的常设部队。
1929年12月7日，柴山昌生担任第二任上海陆战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弟弟柴山矢八海军大将之子），1931年柴山调离，鲛岛具重于当年12月1日接任，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动，上海陆战队的固有兵力已增至908名。
鲛岛上任不到2个月，就率部挑起“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事变开始的当天，日军在上海驻军的两个番号，曾一起出现在历史文献记录的落款里。落款“大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盐泽幸一”的声明书，要求中国军队马上撤退：“切望华方将配备于闸北方面之华军与敌对施设，速于撤除焉。”而落款“大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并且盖有司令部大印的布告，更曾直接显示了侵略军的气焰。在战斗打响前，上海陆战队公开于上海街头贴出布告，骄狂地宣布中国的土地“禁止华人通行”——“为取缔便衣队与共产党员及不逞之徒起见，定于本日下午五时半起至明早止，禁止华人通行市内。特此布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