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作用有那么大么？

康有为的作用有那么大么？

本文选摘自《人物》杂志2008年第六期

一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洵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会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为他们急于求成，鲁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史事实。

   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16年。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一夫一妻，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研究的思想罢了。

   近些年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作过许多努力，越来越多有关戊戌变法的历史细节被挖掘出来。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证实，康有为确是维新运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者，但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天花乱坠，比如所谓的衣带诏是他伪造的，比如所谓的1300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也与事实多有出入，当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还是所有上书中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动人心的。诸如此类的史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二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著名的戊戌变法由此拉开序幕。此前几天，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起草的两份折子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人已付出了长期的努力，1895年准备参与他起草的那份“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这一天就有15例呼吁变法的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的人们，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自身的决断非常重要，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我们更不能忽略在下达这道关键的《定国是诏》前，光绪帝到颐和园请示过慈禧太后，得到了许可。

   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了一道有名的折子《密保维新人才折》，保举五个人:康有为(工部主事)、张元济(刑部主事)、黄遵宪(时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江苏候补知府)、梁启超(广东举人)。折子希望皇帝能重用他们。有人考证这个折子是康有为自己代拟的，不过这一点并不太重要。光绪帝当天就朱批:“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这次他再也不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了，毕竟变法已启动。四月二十八日是农历，就是公历6月16日，也就是要在三天后召见康、张，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谭进京，安排梁在各国总理衙门查看。6月15日，他们俩还和开缺回原籍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一起吃晚饭。根据翁同龢日记，早在5月26日光绪帝就向他索要康有为的“所进书”，翁的回答是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说“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道。

   其实康有为和翁不仅认识，有交往，而且康为了取悦翁，获得他的支持，专门在一本书法著作《广艺舟双楫》中肉麻地吹捧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翁身为清朝重臣、帝王之师，不贪财，但好名，康有为的马屁拍得到位，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帮助康有为，而且说了康有为的坏话，耐人寻味。

   6月16日，康有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足足10年。为了这一天，他将付出全部的后半生，和一个亲弟弟的生命。这一场君臣际会、百年佳话终于进入了正戏。

三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南下天津取道海路，两次遇险。先是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康有为乘坐的重庆轮，飞鹰号回报，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是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到了上海吴淞口康有为又差一点被抓，因为英国领事馆及时救援而幸免，乘英国船到达香港。康有为随后去了日本，从此开始16年的流亡岁月。他自称身上带有光绪帝给他的衣带诏，内容曾在上海的《新闻报》、《字林西报》及《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上发表过。

   他在日本拒绝见孙中山，理由就是自己负有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接触。事实上，确有一份密诏，但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也不是写给他的。1898年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9月18日，光绪帝已感到岌岌可危，命杨锐带出衣带密诏。当天，康有为就看到了抄件，不是原件。

   在海外多年，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就是他修改过的伪诏。杨锐将密诏原本交给了他儿子，康有为看到过的只是杨锐的抄本。光绪帝给杨锐等人的密诏原文很长，不像康有为公布的那份简练。

   两个不同版本的衣带密诏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版密诏说光绪帝交给杨锐的密诏是给他本人的；二是康版密诏要康等“设法相救”，而后面的这份密诏虽然着急，却是要他们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所以要他们把办法交军机大臣。一个是呼救，一个是问计。

   康有为还伪造了光绪帝要去办报的另一道密诏。事有其事，诏有其诏，不过是9月17日的明发上谕，不是密诏，而且措辞内容都被康有为改了。

   康版衣带诏是假，当时在日本有一个知情人就是王照，他是那个导致形势恶化的人之一。他本来是礼部主事，曾上书请光绪帝出洋游历，奏折被堂官拦下，最终导致六堂官被光绪帝罢免，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线之一。平时康有为都让梁铁君(精于技击)看住王照，在东京，他的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就是软禁。王照在犬养毅家亲笔写下出京一切经过以及康有为所称衣带诏是伪造的等，洋洋数千言，与康有为后来所记多有出入，康有为作伪的真相因此为部分日本人所知。不过，当然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而且康有为以为杨锐已死，死无对证，有恃无恐。他不知杨锐死后，其儿子扶棺出京时，将衣带诏原本缝在同乡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了四川老家。1909年光绪和慈禧太后死后，杨锐儿子将这份密诏交给了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从此密诏的真相大白于世。但是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以为康有为手里拿的是真的衣带密诏。

   百日维新转瞬即逝，“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确实不无异议。和康有为的路线相比，他们的步子要走得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怀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而夭折，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在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过:“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是个异数，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湖南，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

   发生在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我们以往了解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笔下来的，主要代表了他们这一派的说法。因为变法失败，六君子殉难，康、梁亡命海外，继续举起维新、保皇的旗帜，赢得了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一边倒的同情。他们赢得书写、解释那段历史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陆续离世，拥有很强宣传能力和天生懂权谋的康有为，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放大。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获知的戊戌变法几乎就是以他们为绝对主角的，连主动变法的光绪帝都成了陪衬、配角。其实，历史从来都是合力构成的。回望戊戌变法，康有为固然不可回避，光绪帝和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等人同样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