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造币厂旧址前竖立的“鹰洋”模型
题目：民国金融与战争
作者：徐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五月上，第74～77页
解构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维度的。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造成了诸多近乎成谜的事件与结局。然而，当大多数人只看到国共对决的战场交锋时，却往往忽略了战争背后的硝烟。其实，正是那些与金融有关的故事，在悄悄改变着战争的走向。
金钱是王
1912年3月10日，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直为“再造共和”不懈努力。而漫长曲折的斗争历程对其触动最深的，就是因缺乏完善、稳定的财政体系和中央银行，革命总是显得“后继乏力”。这方面，他们的对手可谓最好的反面教材。由于忙着称帝的袁世凯仓促中未能完成此事，结果留下动乱根源，致使各路军阀在他死后混战不休。孙中山则汲取教训，借1924年革命形势好转之际，拨出专款，委派宋子文筹备中央银行。由于经营得法，银行盈利还算丰厚。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不久，北伐战争打响。不到半年，连战皆捷的北伐军就控制了湘、鄂、闽、浙、赣、皖6省。与此同时，军费支出也不断扩大，革命政府开始随军发行“流通券”，以缓解财政压力。但相比较而言，民族资本银行对革命贡献更大。以张公权领导的中国银行为代表的上海银行界慷慨解囊，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的作战行动。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迅速膨胀的军政开支很快就超过了银行所能承受的额度。仅1927年4月至9月，军费便已突破4000万元大关，其中银行垫款占三分之一，这使上海金融界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发生摩擦。1927年，当局向上海各银行及商号摊派军费2200万元，结果吃了“闭门羹”。南京方面又发行“二五库券”（编注：民国时期的一种短期国债）3000万元，但因缺乏担保、风险太大，同样遭上海工商界拒绝。
震怒之余，蒋介石意识到：只有控制了民族资本，才能真正号令天下。1928年，国民政府修改了《中国银行条例》，规定民营银行中，政府股本要占五分之一。随后，又改组中国银行，进一步强化了对民族资本的控制。有了雄厚财力做后盾，蒋介石再对付那些桀骜不驯的地方实力派，就多了一件“撒手锏”。打着“统一财权”的旗号，南京国民政府同各路军阀达成协议，停火休战。当然，这只是蒋介石放出的“烟幕弹”。晋系军阀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后，蒋介石先用“区分国税和地税”的办法，派宋子文将平、津税收划归“国有”，以此削弱阎锡山的军事实力。而蒙在鼓里的阎锡山，只是提出卫戍部队军饷由中央拨发。宋子文虽表面同意，但仅拨付了一个月便停止供饷。发觉上当后，阎锡山以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3000万元军费”为由，要求在辖区内发行公债，但遭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拒绝，蒋阎矛盾由此激化。
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爆发。受制于财力贫富不均、金融体系松散等原因，联军内部隔阂越来越深。而控制了大部分金融力量的蒋介石，却在此刻发现了对方的软肋，他于是扬言，“只要对方要钱要官，我就有办法！”就这样，在“糖衣炮弹”和军事打击的双重作用下，蒋在短短6个月里就迫使各地军阀俯首称臣。
内战帮凶
1930年12月，中原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准备对各苏区发动进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这样恐惧装备比二流军阀还差的革命武装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中共领导的乡村金融改革所迸发出的无穷生命力。
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了“金融战线”的重要性，并在各根据地尝试建立自主的货币体系。1927年10月31日，彭湃领导广东海陆丰农民发动第3次武装起义，并拟定次年初成立劳动银行，发行纸币，但因敌兵压境被迫放弃。1928年，湘赣边界苏维埃成立后，为解决资金问题，在井冈山办造币厂铸造银元。银元以墨西哥“鹰洋”为样板，铸成后打一个“工”字，防止外流。毛泽东对货币发行工作高度重视，专门指示铸造的银元要足色足量，以取得民众信任。
不过，受条件所限，其他根据地就没这么“讲究”了。据统计，各苏区的流通货币多达200余种，分别采用银币、铜币、纸币等材质。以纸币为例，仅称谓就有信用券、银币券、银元票、铜币票、兑换券、流通券等多种叫法，印制方法更是从蜡纸油印、木版刻印到铜版印刷，无奇不有。为了稳定经济，各地苏维埃政权在摸索中前进，逐步完善了本辖区的货币体系。1930年，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作出决议，规定“各地不得自由发行纸币”。随着监管力度加强，各根据地的金融秩序明显好转，革命政权日渐巩固。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蒋曾连续向中央苏区发动3次大规模进攻，却都遭到失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大大低估了红军的“经济实力”。
为了筹备第4次“围剿”，蒋介石“痛定思痛”，专门成立银行筹措军费。但他嫌银行“来钱”太慢，遂于1932年11月先行设立了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农村金融救济处”，以解燃眉之急。次年4月1日，又成立了“豫鄂皖赣银行”，总行设在汉口。由于该行资本来自湖北鸦片税，故人称“鸦片银行”。为打赢这场“无声的战争”，1932年2月，中央苏区设立国家银行，广纳民间存款，并发行短期公债。苏区金融力量的增强，为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但在第5次反“围剿”期间，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根据地金融政策失误，货币发行一度泛滥。到1934年长征前，银行所发纸币总额达800万元，结果引发通货膨胀，苏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这也是第5次反“围剿”失利的一个原因。
而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蒋介石仍未放弃使用金融武器。他将“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任命孔祥熙为董事长，打出了“军队开到哪里，机构就设到哪里”的口号。到1937年，仅红军长征沿线，该行就开设了分支机构87处，并享有“军队保护”和“运输优先”的特权。而在“围剿”红军的同时，蒋家王朝也借着银行扩张的触角，将势力范围向内陆、边远省份延伸。
“币改”救国
1929年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亦不能幸免于难。1930年，该国失业人数高达300万人。1931年的工业总产值，则较1929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如坐针毡的日本统治集团为转嫁危机，加快了侵华步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于1932年成立“满洲中央银行”，试图稳定东北局势，并加强了对关内地区的金融渗透，为完全吞并中国做准备。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看穿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极力主张“加快推进货币改革，以抗衡日本的侵蚀”，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1932年末至1933年初，国民政府发布了对黄金、鹰洋等通货的限制令，将全国几十家造币厂的铸币权统归中央，为货币改革做好准备。1933年3月，南京财政部宣布实施“废两改元”，规定自当月10日起，“各业交易改用银元计算”。从此，银元成为民国时期的法定本位货币。到1933年底，币改成功，中国银本位制得以确立。但受当时美国增加白银储备、世界银价上涨等外部因素影响，中国白银一度大量外流，银行倒闭潮开始出现。加之伪满“中央银行”在华北用纸币大肆收购中国白银，并以每月1500万元的速度偷运出境，这些都严重动摇了中国羽翼未丰的银本位制基础，更对中国的国防力量造成巨大损害。为挽救危局，1935年末，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决定禁止白银交易，实施“白银国有化”，并立即发行法币作为流通工具。但如果没有列强支持，新纸币仍无法取得国际信用。当时，日本正拼命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而英国也因顾忌对日关系，拒绝了孔祥熙的2000万英镑“稳定贷款方案”。后来还是通过谈判，由中国向美国出售近2亿盎司白银，实现了法币与美元的挂钩，从而为新钞发行夯实了基础。
法币的成功入市，不仅使中国逐渐摆脱了1934年至1935年的金融危机，还打乱了日本的侵华步骤。气急败坏的日寇叫嚣币制改革是“公开挑战”，由此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而这次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其所建立的较为稳固的货币体系，有力地支撑了不久后开始的8年艰苦抗战。
走向失败
抗战期间，根据国共两党协议：边区不发行货币，以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训法币”作为流通工具，并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汇拨军饷。但因军饷中多为5元和10元的大面额法币，害得边区军民只好拿邮票当辅币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又借故停发八路军军饷，对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金融封锁。尽管此举给抗日军民的生产、战斗造成不少困难，但受损最严重的，却是国民政府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法币信用体系。
抗战结束后，各地物价开始下跌。对于国民政府而言，这本是解决战时引发的通货膨胀的大好时机。然而，准备发动内战的国民政府非但没有减少军费开支，反而继续滥发纸币，1945年底为1.03万亿元，到1946年底便达到3.72万亿元，净增2.61倍。而“单以1947年6月份的法币增加额，就超过了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的总增加额”。1946年，军费支出已占国民政府预算的6成左右，国统区物价疯涨，人民辛苦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
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了“钱荒”，钞票来不及印刷，各地雪片般的告急信汇集到上海总行。在法币信用岌岌可危的生死关头，国民政府犹豫了，“是继续发行大额钞票，还是就此打住？”但没等他们想出万全之策，中共却敏锐地抓住战机，于1947年7月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前线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进一步摧毁了法币的信用基础。到1948年，国民政府央行被迫发行1万到25万元面值不等的“关金券”。同年8月，法币发行额较战前已增长47万倍，物价则上涨了490万倍，法币已濒临崩溃边缘。然而，中共没有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仅仅一个月后，辽沈战役打响。1949年1月，历时142天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彻底摧毁。几乎与此同时，1948年12月1日，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1949年初，国统区的货币体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等地纷纷摈弃法币，改用地方纸币或银元在市场上流通。而退居一隅的广东国民政府，则于7月3日匆忙推出了在大陆的最后一轮金融改革，企图通过发行“银元券”，恢复银本位制，挽回颓势。但为时已晚，1949年10月，广州解放，短命的“银元券”也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被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已接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