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纸上谈兵”背后的长平之战
作者：郭晔旻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八月上，第59～62页
在长达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众多战争中，属晋阳、长平二役最为惨烈，所谓“晋阳之围，悬釜而炊，长平之战，血流漂橹”。前者，最终成为赵国登上历史舞台的奠基礼，后者，则变成赵国走向衰亡的转折点。在传统看法中，长平之战之所以赵军40万大军被秦军坑杀，关键在于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廉颇担任主将。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简单吗？本文从别样的角度，为您解读不一样的“纸上谈兵”的背后故事。 上党之争 发生在公元前262年至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源于上党之争。长平之战以前，一连几年，秦军都在进攻黄河以北的韩国领地。韩本是“三晋”（魏、赵、韩）中最弱的国家，国土不大，一块在今河南西北部，一块在今山西东南部。秦国攻韩，由来已久。不过，以往是零敲碎打，此刻却想把黄河以北的部分全部吞掉。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克野王（今河南沁阳），完全断绝了孤悬在黄河以北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交通。秦军步步紧逼，兵进荥阳。韩王惊恐，派使节入咸阳谢罪，割让上党向秦国求和。但上党郡守冯亭是个硬汉子，不肯降秦，却把上党献给赵国，用意是“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挡）秦”，希望韩、赵联合，杀退秦兵。
韩国的上党郡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地势四周高中间低，东面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相连，西面太岳山与河东盆地相接，南面太行山、中条山与中原相临，北面五云山、八赋岭等山地与晋中盆地相近，中间主要是上党盆地。从中原和华北平原看上党地区，如在天上，故称“上党”。上党据高设险，向来为兵家攻守重地。上党一旦落入秦国之手，则攻赵之路畅通。秦军近可越太行山威胁位于河北的赵都邯郸，远可挥兵北上，控制吕梁山与太行山上的险径要塞，截断邯郸与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等北部地区的联系。这无疑是赵国君臣的噩梦！因此，赵孝成王不顾群臣反对，接受了冯亭献地的计谋。赵封冯亭为华阳君，由平原君赵胜出面接收了原韩国上党郡的17个城邑。
战国时期的秦国因好战嗜杀，素有“虎狼之国”的名号。此次赵国坐享其成，得韩上党，不啻虎口夺食。被激怒的秦昭王立即派左庶长王龁率秦军主力进攻上党，原先的秦韩战争遂一变而为秦赵战争。秦军来势汹汹，赵国沉醉于上党的飞来之利，对秦军大举进攻显得措手不及。战端一开，秦军攻势凌厉，握有地利的赵军因仓促应战，城池纷纷失守。冯亭被迫放弃上党郡，引残军及难民逃往上党郡治所（现在的山西长治）以南的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秦军已经占领上党，但因争夺上党引发的战火却未停息，乘胜追击的秦军与廉颇率领的赵军驰援部队在长平相遇。此前在战争史上寂寂无名的长平，注定成为赌上秦赵两国国运的战国时代最大一次战役的战场。 出战不利 其时，赵军主将廉颇从公元前283年封上卿算起，已经做了20多年大将，军事经验极为丰富，被后世认为是“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李牧、廉颇）”之一。赵都邯郸是中原冶铁业的中心，因此，赵军很早就普及了铁制兵器。自从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后，赵国在各诸侯国中率先引入骑兵这一兵种。来去如风的铁骑配上先进的铁制兵器，使得赵军辟地千里，“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灭中山”……一度横行中国北方。赵军的不俗战斗力，也是蔺相如敢于在渑池大会上戏弄秦昭王的底气所在。
反观秦军，尽管其迈入铁兵器时代的步伐比赵军缓慢得多（迄今从西安兵马俑出土的4万件兵器，几乎全部由青铜铸成），但秦国在商鞍变法中实行的军功爵制完全弥补了秦军在技术上的落后。对于秦国的老百姓而言，其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完全取决于在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爵位。按照秦制，爵位共分20级，秦国的士兵只要“能得甲首一者”，便能“赏爵一级，益田一顷”，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当官为吏必须有爵，无爵者不能当官。甚至同在军中效力，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都有所差别。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仅能填饱肚子而已。因此，秦军对战争的渴望与热情远非六国军队可比。《战国策》上说，秦国的老百姓听说要打仗，就好像饿狼碰见了食物一样；韩非也讲，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无所谓生死。时人记载，上了战场的秦军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六国军队与之相比，如同以卵击石。更有这样的描绘：秦军士兵左手提着敌人的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在战场上……令人不寒而栗。
作为战国后期中国最强的两支军队，秦赵相遇，更强者胜。公元前262年4月，赵军与王龁率领的秦军交战，初战失利，裨将茄被斩杀。6月，赵军再战又败，2个城堡失守，4个都尉（中高级武官）阵亡。7月，赵军筑垒御秦军，秦军又斩杀赵军的2个都尉，夺占其西垒壁（今山西高平北的韩王山）。赵军被迫退守丹河，秦赵两军隔河相峙。短短3个月内，赵军遭遇了一连串失败，丢失两道防线，折损一将六尉。高级将领的伤亡之惨重，堪与几十年后李信率秦军伐楚，被项燕率领的楚军夜袭大败，7名都尉阵亡相提并论。如此，不难想象，赵军士兵的伤亡应当非常大。无怪赵孝成王得知战报后的反应是，“怒廉颇军多失亡”。 后勤不济 对于公元前262年的赵国而言，和平的希望已不存在（战争爆发后，赵国遣使赴秦媾和，但以失败告终）。此时，赵国在军事上有3种选择：主动攻击、自行撤军、持久防御。其中，战场上的现实，已经证明赵军野战不是秦军对手。而将大军撤回太行山以东，依托壶口关、滏口陉、井陉天险防御，固然可以较少兵力抵挡秦军，但这意味着赵国将失去太行山以西的大片领土，其中包括赵国起家的晋阳（太原）。这是赵国不能接受的，因为战败的结果也不过如此！更重要的是，敌前撤退这样高难度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将领的指挥能力有很高要求，对于军队全员的军事素质要求更高。分析战国时期历次大战，除了败退，从无敌前撤退的记载。即使以诱敌深入著称的马陵之战，孙膑指挥的齐军也不是敌前撤退，而是刚进入魏境不久，距离魏军尚有数百里的时候，就向齐国南境撤退。这种情形并非战国名将缺乏指挥敌前撤退行动的能力，而是因为临时征召的军队，虽然数量庞大，但组织度很低，敌前后退极易导致军心涣散、阵形混乱，一旦敌人追杀，将一败不可收拾，甚至全军覆灭。日后，王翦趁项燕下令东撤突然袭击，大破楚军，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廉颇选择坚壁清野，坚守不出的策略也就变得顺理成章。秦军对据险死守的赵军也显得没有办法，两军遂在长平相持3年之久。
《孙子兵法》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长平距离赵都邯郸不过200里，而距离秦都咸阳在400里以上。按说，应是赵军以逸待劳，而秦军远道而来，粮刍辎重补给艰难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长期重兵对峙给后勤带来的压力，竟然成为压垮赵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长平之战前，秦国已拥有关中、四川、江汉和河东四大粮食产地。其中，主产地关中的土地质量被《禹贡》（编者注：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是战国时魏国人托名大禹的著作）评为“上上”。而赵国主要粮食生产区包括以晋阳为中心的太原盆地和以邯郸为中心的漳滏流域，从耕地面积而言，赵国与秦国相去甚远，土地质量也只被《禹贡》评为“中中”。更何况，商鞍变法将“耕战”确立为秦国国策，农业生产被提高到了最高战略位置，而后世评价赵国却是“商家错于道，诸侯交于路。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真实反映了赵国商业发达，但农业相对滞后的状况。显而易见，秦国的粮食储备远远超过赵国，按照《史记》的说法，“秦富十倍天下”。不仅如此，自从公元前290年魏国将河东（今山西西南部）400里之地献给秦国，作为春秋霸主之一晋国起家之地，这里当时便是著名的粮食产地，经过秦国30年的苦心经营，到长平之战前已成为秦军在山西东南与韩、赵作战的后勤基地。从河东向长平前线运输粮食，与邯郸到长平距离相当，而交通状况则要好很多。因此，在看不见的战线——后勤补给的比拼中，赵国败下阵来。本国粮食储备已不足以供应长平前线，赵国被迫向富庶的齐国求援，“（齐）王建六年（公元前260年），赵无食，请粟于齐”。而当时经历过“五国伐齐”梦魇的齐国早已失去了威王、宣王时代的大国雄心，在整个战国后期的几十年里都在奉行“事秦谨，与诸侯信”的混日子战略，置身战国旋涡之外而求一时苟安，因而，断然拒绝了肯定会得罪秦国的对赵粮食援助。 赵括上阵 国内乏粮，外援无望，经过3年的对峙之后，赵国已无法继续进行战争，因为一旦长平之战僵持到粮食储备消耗一空，前线赵军将因无粮而不战自溃。一方面是国家经济状况无力支撑持久防御，另一方面是撤退很有可能不战自败。面对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对赵国而言，主动攻击或有一线胜机，即使战败也可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于是，这一战略成为赵国从国情出发，较为有利的军事抉择。
但是，面对赵王的谴责与督促，廉颇拒不执行领导层的战略指示，仍旧坚持持久防御战略不变。从战场形势而言，这当然无可厚非，主动攻击无异于孤注一掷的赌博。不过，要指出的是，对于廉颇而言，需要考虑的只是战争本身，而赵孝成王却要考虑整个国家。当国家领导层与前线指挥员在军事战略问题上发生根本冲突又无法调和时，领导层通过人事调整来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是古今通例，“坚壁不敢战”的廉颇“下课”也就实属必然了。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放眼赵国将领，谁能替代廉颇？从长平战后赵国“少壮多死”，燕国趁火打劫时赵军仍然以廉颇挂帅出征的情况看，廉颇实在是当时赵国军界的第一人。昔日与廉颇齐名的马服君赵奢当时已经去世，蔺相如也已老病（不要为“将相和”的故事误导，蔺相如不是文弱书生，照样领兵打过仗），至于另一位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以“火牛阵”破燕复齐闻名的田单，当时虽然也在赵国，但毕竟还是客卿的身份，将国家存亡所系的重兵交给一个外国（齐国）人统率，风险着实大到赵国君臣无法承受。
既然老将都已凋敝，那只能起用新人了。何况赵国向来有任命宗室为将统兵作战的传统。当年，赵武灵王即以公子赵章、宗室赵袑等人率军，一举灭亡心腹之患中山国。作为赵氏宗室的赵括，头顶名将赵奢之子的光环，又有“精通兵法”的名声，在“将二代”之中自然属于佼佼者，而秦国派出的间谍恰好释放出“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的谣言，遂让赵孝成王下定决心，以没有实战经验的赵括代替廉颇出任前线主将。
随后的故事众所周知：公元前260年，赵括抵达长平走马上任，立即全面改变了廉颇的防御战略，修改军法，更换了一批将领，最后轻敌冒进中计被歼，45万赵军全军覆没，几乎引发一场亡国的灾难，也令其自身招致“纸上谈兵”的误国骂名。
诚然，赵括为将确有其必败之道，譬如贪功逞强、刚愎自用，但既然他就是带着赵国领导层速战速决的使命而来，那么，廉颇旧有的固守战略势必被主动出击的新战略取代。这一点同样无可厚非。然而，令人无可奈何的真相却是，如果进攻能获得对秦军的胜利，身为名将的廉颇又为什么要忍受“不敢战”的骂名屈辱地死守呢？因而，可以说，赵军战败的命运，在补给战线上与秦国较量败北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