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全面内战的开始
作者：王树增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八月上，第68～72页
1947年6月，内战打了整整一年后，国共双方对形势产生了不同的判断，但都觉得自己胜券在握，蒋介石把和谈之路彻底堵死，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毛泽东则要“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结局大家当然早已知道，所以本文将主要告诉我们双方统帅对战争的理解，以及双方当时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民心、士气状况。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观察国民党士兵时，一定要“看到敌人”，而蒋介石在定下决心前，却要先“探询美国政府的立场”。
毛泽东看清国民党军
1947年6月8日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刘戡部的追击部队距毛泽东所在的王家湾仅隔一个小山头了。无论任弼时如何急切地催促，毛泽东就是不肯动身。毛泽东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凑在一起紧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他要看到敌人才走，是否可以找一个同志留下来替他看？毛泽东听到这个建议后，问三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着敌人？”汪东兴说：“主席让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看到敌人我不离开。”9日凌晨3点，毛泽东终于离开王家湾，在大雨中顺着村后的小路向西走。
在陕北的黄土沟壑中来回转移的共产党中枢，就像一支深陷困境的孤独的游击队。天蒙蒙亮的时候，毛泽东走上了一条简易公路，他问身边的王家湾村民兵队长老白：“附近有什么村子？”老白说：“最近的村子叫小河村，但距离公路太近，怕不安全。”毛泽东本想在小河村休息一下，至少把衣服烤干，但警卫战士刚把电台架设起来，侦察兵就报告说，刘戡的部队正朝着这个方向迂回。一行人只好向西转移。
大雨断断续续。远处的山沟里和山头上，国民党军追兵的人喊马嘶之声清晰可闻。“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毛泽东一行在敌军的缝隙中绕来绕去。10日早晨天亮时，到达靖边县天赐湾村。火升起来，人们忙着做饭和烤衣服，但机枪声又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人们只好迅速收起电台，紧急准备转移。雨过天晴，撤出天赐湾的毛泽东走进一条山沟里。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然后，毛泽东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敌人“12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毛泽东还开列他的理由：一、老百姓不喜欢国民党军队，不会对他们说实话，别看他们追得凶，实际上刘戡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二、他们从延安和安塞来，是为了执行蒋介石部署的袭击小河村的命令，他们既然已经占领了小河村，就算执行了命令也完成了任务了，他们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三、他们只带了四天的口粮，走到小河村就吃光了，老百姓又不给他们，他们不撤退大队人马吃什么呢？四、我们现在位于胡宗南与马鸿逵防线的结合部，他们俩人向来钩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和削弱对方，他们谁都不会到这个结合部来和我们真枪实弹地打。
12点刚过，各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说，追兵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去了。毛泽东一行在天赐湾住了7天。此时，内战爆发整整一年。
计算胜败的方式
国共双方都称已取得战争胜利。
国民党方面的舆论认为，经过一年的战争，共产党人丢失了绝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和交通枢纽，国民党军已经深入到共产党解放区的内部，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首脑机关都已被赶到乡村野外。在残存的共产党解放区内，也因为土地面积的减少而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困难，特别是自然灾害不断，几乎导致经济的崩溃。在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减少一半以上，军工生产的重要物资棉花的产量更是减少了70%。在山东战场，“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争进行了一年以后，百姓承担的公粮份额与其收入比，由原来的13.3%上升到14.9%，“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庄的树也不见了”。“共产党是否失败了？”世界舆论就这个问题作出大量评述，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打了胜仗。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这么认为。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占领大城市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些“空荡荡的大楼和美国的大号新闻标题”，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为此“损失了有生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有自己的计算方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来，始终在以这种计算方式来衡量着自己的得失。
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已占其全部收入的60%以上，沉重的战争负担让国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财政压力。1947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这些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一起控制着中国经济，民族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全国的工业产量在一年中急剧下降了近40%。在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农村地区，大量的农民逃离土地而选择流浪。1947年，仅河南、湖南和广东3省弃耕的农田就达5800万亩以上。经济的恶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内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发行量是3.7万亿元，而到1947年便猛增到33万亿元。货币的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涨，物价平均价格已是抗战胜利时的6万倍。有人因此推算出国民政府发行的100元法币的购买力演变过程：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1945年可以买两个鸡蛋，1946年可以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947年只能买到一颗煤球。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抗议风潮四起，抗议的内容多是“反饥饿”“反内战”。
内战爆发一年，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国民党正规军已在战争中损失78万人，非正规军损失34万人。由此，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共产党军队总兵力由内战爆发时的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野战军兵力从61万人增加到103.5万人；而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内战爆发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其中正规军兵力从200万人下降到150万人。共产党军队兵力的增加显然受益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的青年农民的参军热情，同时得益于相当数量被俘国民党士兵的立场转变。
谁为内战负责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谈论最多的还是国共双方军队的士气。
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是士气问题。而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问题有如下描述：
目前的军事行动，已超过了许多月以来的规模。国民党政府显然想要，而且非常需要在山东获得一次大的军事胜利，但他并未得到这个胜利……政府军有日益不愿打仗的迹象……当敌人是日本人的时候，不断的打仗似乎还有些道理，而这是打中国人的时候，就没有多大斗志了。这种士气的消沉，似乎反映军队中并不了解内战究竟为了什么。而在某些场合，他们就容易接受共产党要他们放下武器的呼吁。
美国记者葛兰恒访问了设在山东半岛深山里的一所“解放军官招待所”——实际上就是一所战俘营——“招待所”里住着50多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这里禁止使用“战俘”或“犯人”这样的字眼儿，被俘人员一律被称为“解放军官”，他们的被俘日被称为“被解放日”。他们由一个自己民主选出来的委员会管理自己，“只要他们不捣乱不逃跑，就会享受到充分尊重，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这里的学习安排得十分紧张，内容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比较”等等。
美国记者给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开列出需要调查的问题。在回答“什么人应该为这场内战负责”这一问题时，记者得到的结果是：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应该负责的有21人，认为陈立夫兄弟应该负责的有18人，认为陈诚应该负责的有15人，认为乔治·马歇尔将军应该负责的有11人，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应该共同负责的有3人，认为蒋介石应该单独负责的有6人，认为毛泽东应该单独负责的有1人，对此不发表意见的有3人。令美国记者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很少有人，也许根本没有人”认为国民党能够在这场内战中取得胜利。一位国民党军的师副参谋长告诉记者：“早在山东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军官就都认为，国军很快就会打败……不是为了下面的三个理由，我早就离开部队了：我在部队人事关系很好；我曾向部队借了款，我要还债；我的家完全靠我的薪水生活。”当被问及“你的部队失败的原因”时，45票认为国民党军战略错误，44票认为国民党军情报工作差，38票认为低估了共产党军队的力量，24票认为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领导无方，24票认为解放区百姓憎恨国民党军队，18票认为国民党军队供应线太长，17票认为国民党军士气低落，12票认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对内战漠不关心，12票认为装备差，11票认为气候恶劣，9票认为国民党军官之间存在矛盾，7票认为国民党军官被打死后士兵立即投降。
蒋介石全面开打
“共产党绝不能打败我们。”尽管对国民党军无法遏制的腐败和普遍低迷的士气感到无比愤怒，但蒋介石依旧认为他有把握赢得战争，他的理由是军队和武器的强大：“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1947年6月19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探询美国政府的立场。司徒雷登的具体立场是：中国的内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委员长绝不能再犹豫不决，要么宣布与共产党重新开始谈判，要么宣布共产党是武装叛乱集团已危害民族利益，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司徒雷登敦促蒋介石立即做三件事：一是，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该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如果共产党希望维护在立宪政府下出现的民主生活，他们就应该与国民党人一起工作，“从危险中解救国家”；二是，政府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否则政府不得人心，将为人民唾弃”；三是，委员长本人应该“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一旦获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同时还能“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
蒋介石接受了司徒雷登的建议。随着国民政府连续宣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司徒雷登所谓的“新的运动”也有了一个新名词：“戡乱总动员”。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对共产党“正式颁布讨伐令”的问题。结果与会者一致表示要“极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至此，无论是国内舆论还是世界舆论，一直以来对中国前景的种种猜测，终于有了明确答案，那就是战争。从这一刻起，国共两党已经没有任何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解放区而进行的战斗已被明确定性为“武装叛乱”。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严重事件。内战爆发一年以来，即使国民党军对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即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不同的战场都在进行反击作战，国共两党之间依旧存在着沟通的渠道，甚至还保持着沟通乃至和谈的态势，至少国民党方面没有如同1927年国共决裂时那样公开宣称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同时，无论战争进行得如何惨烈，国民政府虽将绝大部分正规军都派往了各解放区战场，但终究没有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但是，这一切都随着“戡乱总动员令”的发出彻底改变了。
反守为攻
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全面进入内战后，杜鲁门总统决定“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量”。7月11日，抗战期间曾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率调查团到达中国。杜鲁门对魏德迈的指令是：只有得到中国政府对中国复兴计划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以及美国的援助能够切实做到被美国政府所监督的保证之后，美国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8月22日，魏德迈宣布考察结束。蒋介石准备了盛大的饯行宴会，魏德迈却要求把宴会改为他的演讲会。魏德迈的演讲让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目瞪口呆：
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而只有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忠心的、热烈的、至诚的拥护……
尽管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和无能了如指掌，魏德迈回国之后还是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给予国民政府大规模援助的建议，他的唯一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苏联控制中国——“一个与美国友好或结盟的统一的中国，不但可供给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从它的幅员与人力来看，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美国人站到了国民党的一边。
7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总动员与总崩溃》的社论，言辞之尖锐，显然是毛泽东的文风：
……蒋介石早已决心与全国人民为敌到底，背叛政协路线到底，把内战打到底，把任何和平妥协之门关到底，所有这些人民都早已知道了。所以美联社说：“这个命令的实际意义没有象征的意义那么多”……但是最重要的，它是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
7月21日，又返回靖边县小河村的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河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之外，还有从前线赶来的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将领。所有人都坐在从百姓那里借来的板凳上。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一个考虑甚久的“战争时间表”，即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大约需要5年时间。毛泽东主张从现在开始，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尽管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但改变形势的条件已经形成，战争不能按照蒋介石的计划继续在解放区内打下去，不能让战争使解放区民众的负担一日甚过一日，不能让土地改革后的解放区遭到彻底的破坏和毁灭：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毛泽东站在被连绵的黄土高原所环绕的小河村里极目远眺。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时刻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