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水不久的“祖国”号
“祖国”号在干船坞
“祖国”号在重庆
“祖国”号在万县
加装无线电后的“祖国”号
题目：一战中国“战利舰”
作者：胡卓然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八月上，第63～6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今日的中国人而言，恐怕更多的记忆是与“五四”运动相关的。然而，曾在中国的内河横行甚至武力干涉过辛亥革命的德国海军“祖国”（Vaterland）号、“水獭”（Otter）号炮舰，在一战爆发后，被作为中立国的中国扣押，并在中国宣战后改悬中国国旗，成为中国海军军舰的故事及诸多细节，时至今日，早已湮没在历史故纸堆中成为秘闻。作者苦心搜集整理了与之相关的资料，并不仅仅因为它是鲜为人知的秘闻，更因为它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北洋时代的中国。
英德军舰入川忙
19世纪末，列强侵略中国的范围开始从长江下游、中游向上游延伸，直至四川境内。但从长江中游到川江的长江江段水浅滩多，侵略者依照海洋航行条件设计的军舰和商轮一般吃水都较深，难以行驶。
率先突破这一航路的是英国海军。1898年，英国7吨小轮船“利川”号到达重庆，次年，英国就实现了较大吨位船只入川的计划。据《川江航运史稿》的记载，1899年5月7日，英国军舰“山鹬”号、“山莺”号驶入重庆江面，“受到中国水师船队礼炮欢迎”，这是帝国主义军舰第一次进入川江。同年6月20日，310吨的英国商轮“肇通”号（也译为“先行”号）抵达重庆岸边。英国在川江占得先机。
当时，德国尚无合适的军舰进入川江，企图先利用商船作为扩展势力范围的先导。由于航道原因，这一努力未能成功：在英国军舰抵达川江流域的次年，1900年12月27日，载重358吨的德国商轮“瑞祥”号从宜昌出发，企图溯江而上进入川江。但刚刚驶出40公里，即于三峡中有名的险滩——崆岭滩触礁沉没了。这是川江里面沉没的第一艘列强船只。“瑞祥”号的沉没，让德国拥有川江航行能力的心情更加急迫。
1903年，位于当时德国东北部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埃尔宾（今属波兰，即埃尔布隆格）的实硕造船厂，建造了“祖国”号炮舰。实硕造船厂是当时世界著名的造船厂之一，曾为近代中国海军制造过多艘舰艇，例如曾参加过甲午海战的“福龙”号鱼雷艇即该厂的产品。此次制造的“祖国”号，其舰名据称是末代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为了向在华的德国人进行宣抚而命名的。
“祖国”号炮舰于1903年8月26日建造完工，于1904年2月分解运输至上海，5月28日再次进行组装后服役。这是一款专门为内河航行而设计的浅水炮舰，英文称“河用炮舰”，日本将之与自己设计建造的专门用于内河航行的军舰归于一类，也称其为一种“河川炮舰”。也有中国海军史学者称此类军舰为“长江炮舰”，认为其是一种“加强了居住性和续航力，弱化了火力和防护的浅水炮舰”。
“祖国”号炮舰满载排水量280吨，舰长50.1米，舰宽8米，航速13节。该舰吃水仅0.9米左右（为此，该舰不得不弱化火力和防护），为航行川江提供了保障。但德国在华舰队并没有立即派遣它前往四川，而是令其先在洞庭湖、鄱阳湖游弋。1905年12月上海“大闹会审公廨案”发生时，它又驻扎到上海参加镇压行动。此后又经过2年多的准备，至1907年“祖国”号才终于实现德国将军舰航路延伸至川江的梦想。当年4月，该舰随英国、法国的浅水炮舰一起向长江上游行驶，先后抵达了重庆、成都等地。至此，德国军舰首次拥有了从长江下游直接航行到川江的能力。
辛亥炮击革命军
“祖国”号成功入川，激发了德国继续设计制造此类军舰的热情。1909年7月，德国的克伦博格造船厂又造出浅水炮舰“水獭”号，该舰舰长54.1米，舰宽8.65米，满载排水量达314吨，吃水0.98米。该舰也被中国海军史学者称为长江炮舰中的特殊分支——川江炮舰。该舰在设计上考虑到川江水面很少有大风浪侵袭，将航行的稳定性大幅度降低，以换取更浅的舰只吃水。这样，它反而不再适合海洋航行。
“祖国”号和“水獭”号从此常常携手出没于长江中上游，成为德国在内陆侵略的急先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还武力干涉过辛亥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各种权威书籍里，一般都会有“德国军舰在汉口炮击革命军”“德国军舰公开向革命军炮击挑衅”等记录。其出处实际上来自于1911年12月德国驻美大使致柏林外交部的电报的“原注”。该历史文献里记录了这样的史实：
其在德国一面，则于10月12日左右，派遣炮舰（Tiger）一只，河道炮船（Vaterland与Otter）两只，前往汉口。该项舰队人员于是月17日竟与华人方面方生战事……（见《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版）。
在中国领水里肆意开炮的“祖国”号和“水獭”号，横行不到3年，即被中国海军扣押。一战爆发后，1914年8月6日，袁世凯颁布《关于严守中立》的大总统令，宣布中国“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同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局外中立条规》，其中第二条即规定：“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其有违背前项规定者，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并约束扣留至战事完毕之时为止。”第三条又专门对军舰的情况进行了规定：“各交战国之军舰及附属各舰，在中国领海内不应停泊之口岸，经中国官员知照而不开行者，中国得令其卸去武装，所有船员一并扣留，至战事完毕时为止。”
为了执行《局外中立条规》的有关规定，北洋政府外交部江宁特派员和“将军派员”（将军指当时督理江苏军务的冯国璋）于当天登上了“祖国”号（正停泊在南京下关的江面上）。根据北洋政府官方历史档案的记录，中方的人员“至下关德国Vaterland兵轮查验”，发现“该轮已改挂商旗，军装已卸，据称是抛入江心”。德国驻南京领事为了表示“祖国”号已是商船，甚至答应为该船交税。10日，外交部江苏交涉员会同“军督派员”（军督仍指冯国璋）召见德国领事，告之“中立条规已宣布，德兵及军装应交中国管辖收存，俟战事毕交还”。德国领事回应称“军械已抛江心，该船机器损坏，不能行动，现停下关之下游草鞋峡”。中方又通知德方：该舰“应由中国兵轮看守，战事未毕，如未奉我军督命令不能开行。”
8月13日，英国领事致电北洋政府，称“水獭”号停泊在南京下关下游，面对拆卸武装的要求，“该舰舰长称可改为商船，毋须拆卸”。英国认为此举违背了北洋政府的《局外中立条规》，担心“长江一带有英国商船往来，德人不免蠢动”，向北洋政府宣称“若该舰长仍固执不遵，本国驻扎东方司令官即可派舰赴宁，沉没该轮”。
“约束扣留”
前一个阶段的中德外交交涉里，中方多次提出看管两艘军舰，德领事坚称已改为商船，“售予德轮公司”，不能按照中立国的规定被看管。因当时中国还是中立国，对于完全控制德国军舰并不热心。但英国为了其长江航运的安全，在德国军舰问题上“明察秋毫”，迫使中方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北洋政府外交部8月14日发电报给江苏交涉员，通知：“务使拆卸武装，严加防范，勿使开行。”
8月15日，英国公使馆参赞章礼敦赴北洋政府外交部，告知接到驻沪领事的来电，“在南京下游所停泊之两德舰，一名Vaterland，一名Otter，均安有无线电机。直至本月13日夜12点钟仍是开用通电。据贵员前云，Vaterland业已撤去武装，Otter业已经官扣留看守，为何无线电机不令撤去？”8月17日，外交部江宁交涉员回电称：“武装前已拆卸，有我兵轮看守，不令行动……本日冯军督复派军官会德领事往该舰，查明实无无线电机。云已抛弃江心。但有铁丝数根，当令拆去，即允拆卸。”
8月17日一早，英国驻南京领事亲自前往“祖国”号和“水獭”号的停泊处进行了巡查，宣称“该二舰距中国至近兵轮至少有一英里之遥……中国政府对于德舰并未见有看管之举动”，称德国军舰夜间可以秘密继续使用无线电机。18日，英国公使馆又以此为由与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交涉。外交部不得不通知江宁交涉员，称英国方面的说法“如果属实”，“令该舰将电机完全拆去，并严密看守，以免借口”。同日，北洋政府海军部向外交部转发“建安”舰舰长李景曦的报告，“德浅水舰无线电已自拆卸……‘联鲸’暂泊近该舰监视”。
“建安”号驱逐舰（又称鱼雷快舰）和“联鲸”号炮舰，是当时在南京下关江面负责看守任务的两艘中国军舰。“建安”号为福州船政局建造，1914年隶属于晚清时期长江舰队演变而来的第二舰队。“建安”号排水量达850吨（装备1门100毫米主炮，3门65毫米炮，6门37毫米炮，并有双联装360毫米鱼雷发射管），在“祖国”号和“水獭”号面前堪称庞然大物。“联鲸”号为上海江南制造局建造，完工时被定为海军大臣座舰，民国初年一度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座舰，排水量500吨，与德国两艘军舰比起来也不落下风。
8月20日，“建安”舰的检验官登上德国军舰，查验后宣布“无线电定已全拆”。中方当天记录“已由军督派巡艇、小鱼雷艇紧靠德兵轮，严密看守”。随着中国军舰的抵近监控，两艘德国军舰事实上已被“约束扣留”。
成为中国海军的军舰
从1914年的8月起，“祖国”号和“水獭”号被羁押在南京江面长达3年之久，1917年3月14日中德断交后，两舰被正式“接管”。同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宣布对德奥宣战。随着北洋政府宣战，原以中立国身份“约束扣留”的交战国军舰，就转变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敌国军舰，也就是说处于被扣押状态的“祖国”号和“水獭”号，自动成为了中国军队在一战中的战利品。从战争法的视角看，没收两艘德国军舰的行为，其实也属于正式宣战后，中国军队对于德国军队仅有的几次直接“军事行动”之一。
一周后的21日，北洋政府海军部致函外交部，回答外交部“查询德奥两国在我国各口岸之军舰商船应如何分别收管”。这份历史档案里，仅有两艘有确切没收记录的军舰，即“南京之德国军舰二艘”，公函称两艘德国军舰“已电令按照公法没收，改悬我国国旗”。
改悬当时的五色国旗和作为海军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北洋政府时期长期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铁血十九星旗为陆军旗）后，“祖国”号和“水獭”号被改名为“利绥”号和“利捷”号，“配置各项炮械，旋编入第二舰队”。第二舰队是行动于长江之上的，两舰仍延续了它们建造时的目的。1919年夏季，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外交失败。而作为一战战利品的“利绥”号和“利捷”号，却在这个夏天创下了一个奇迹。
随着沙皇俄国在一战中崩溃，十月革命后的中俄边界呈现全新的局面。北洋政府为此计划重新恢复东北松花江的江防。“利绥”号和“利捷”号由于吃水浅，适合内河防务而被抽调到了东北。两艘军舰从上海启航，经海参崴转道进入东北。这两艘为内河航行而建造、耐波性很低下的军舰，第一次面临海洋航行的考验。以海军军官身份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曾长期在东北的航务局和东北海军里任职的王时泽，曾回忆：
松花江水浅，大船不能航行。“利捷”“利绥”两舰……由上海航行至松花江，须经过东海、黄海、日本海及鞑靼海峡，如此辽远的海路，还须由黑龙江口的庙街，通过俄属黑龙江下游至松花江口，方能达到目的地。如此远洋航海，实非“捷”“绥”两舰所能胜任。经各舰人员多方研究，并临时雇用航海民船的老船员协助，听取其经验，将“捷”“绥”两舰的船舷用木板、水泥增高，以防遇风浪时海水侵入，由“江亨”“利川”两舰分别拖带，并加派“靖安”运输舰（舰长甘联鳖）护送，选择夏末秋初北方海上风浪较小之时由上海出发。因各舰员、官兵和民船老船员同心协力同风浪搏斗，几经艰险，终于1919年7月安抵海参崴。以此小舰远洋航行，实为近代所无。当时停泊在海参崴的各国舰队，均派员前往参观，无不叹为奇迹。
王时泽还回忆了“利绥”号和“利捷”号从海参崴驶往库页岛的惊险之旅：“舰船驶离海参崴的第三天，“捷”“绥”两舰常被浪打入水面之下，时现时没……赖各船员操纵得法，经过两昼夜的苦斗，始得抵库页岛……”
1920年，“利绥”号和“利捷”号抵达松花江，德国为长江航行设计建造的两艘军舰，成为松花江江防的两艘主力舰。后来，1929年“利捷”号毁于中东路事件的同江之战，“利绥”号此战里负伤撤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利绥”号又落入日军之手，被交给伪满海军直至1942年废弃。
伪满时代的“祖国”号（黑龙江，193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