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什么样的书生能革命——徐焰军史再解读之一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一月上，第68～72页
陈独秀设想太浪漫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一大”代表乃至全党50多个党员只有1个人当过兵，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过半年二等兵的毛泽东。但在中共“一大”党章中，却出现了武装斗争的规定，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段话是共产国际代表所写，因为那时到会的人还不了解怎样建军，走什么样的夺取政权之路，包括毛泽东在内，理想还是从政，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方式改造中国。
中共“一大”“首次决议推陈独秀任书记”。过去有些史书说陈独秀被推为早期领袖是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很可笑，等于说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都幼稚到了贤愚不辨。尽管陈独秀后来有过错，但当初却是先进青年敬仰的革命宗师，建党时的最高领导非他莫属。陈独秀在思想信仰上转为马克思主义后，并不愿意全面接受苏俄式的建党方式。早年的陈独秀留学日本时，也曾想学习军事。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他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因对当时军校中的军国主义教育极为反感，才退学转而投身文学活动。所以，陈独秀还是不懂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搞军事。
“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并没有参加，但他于1921年9月中旬回到上海后就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这时的中央机构十分简单，他的寓所便是办公处，他创办的《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党的宣传机构。此时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仍在上海，在陈独秀回来后便与之长谈，询问中国革命何时能成功。据旁听者到莫斯科时述说，陈独秀声称只需5年，办法是先占四川再组织军队和农民，那里物产丰富，外人不能进，可以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再向外进攻，中国革命便可成功。
从历史的进程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提出建军具体方案，不过此种想法随后被共产国际嘲笑为“乌托邦思想”。事实也证明，陈独秀的想法太脱离实际，封闭的四川怎么能成为中共最早的根据地呢？怎么能占领那里，又怎能在那里建政建军呢？陈独秀是建党的启蒙者，却不是合格的领导者。连他的儿子，广东区委陈延年都一再抨击“老头子”的指示严重脱离实际。
“本是同根生”
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形成决议，认定孙中山和国民党有革命立场，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那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号称有30万党员，不同意与只有300人的共产党搞平等的合作，而只能“容纳”。
1924年孙中山决定建立军校，中共中央知道消息后马上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300名入伍生，望各地迅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共青团同学及国民党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几个省的共产党员，马上把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推荐到广州参加军校考试。据统计，在第1期人校的470个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80余人，如我们熟知的徐向前、陈赓、左权、周士第……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就有5名（编注：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林彪、陈毅）或在那里毕业或在那里任过教，十大将中也有3人（编注：陈赓、许光达、罗瑞卿）是黄埔前6期的学生。可以说，国共两党建军“本是同根生”——有了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的第一批军事人才，建立红军才有了基础，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是靠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
说到黄埔军校就不能不说周恩来，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不过26岁，比校内学生年长不了多少。周恩来也是书生出身，到黄埔军校前没有当过兵，也没有上过军校。他到黄埔军校来，主要是做政治工作。从1924年末至1925年末的一年间，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发展起来的部队由两个团扩充为一个军。周恩来根据苏俄的经验和国内的实际，坚持在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团以上单位都设立政治部。在行军作战时，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要身先士卒，同时还要宣传和发动当地群众支援军队。在1925年的两次东征中，黄埔军所到之处，都有许多高举红旗的农民前来支援。当时东征能取得胜利，国民党能统一广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在军队中蓬勃开展的政治工作都提供了重要保障。
1925年末第二次东征胜利时，以黄埔生为军官组建起来的第1军内有共产党员200多人，差不多都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门的工作。3个师中，第1师党代表周恩来、第3师党代表鲁易都是共产党员。9个团中有7个团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营、连党代表大部分也是共产党员。但蒋介石却突然找到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我看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条办法是军校内共产党员都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做不到，第二条办法就是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退出国民党。”蒋介石挑明了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他的军队中存在。周恩来主张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的军队中撤出，另外建立军队，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同意。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调动军队，扣押了第1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史称“中山舰事变”。随后蒋介石诡称“误会”，虽把看押的人员放出，却不许这些人再回去，周恩来也因此离开了黄埔军校和第1军。北伐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他在黄埔军校创建革命政治工作的经验，就此在全党范围内得到推广，有力推动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建。
校长的敌人
1924年黄埔军校开办时，蒋介石受孙中山信任被任命为校长。这时的他还是一个跑到广东闯地盘的“下江佬”，身边除了几个马弁没有一兵一卒。蒋介石起初不愿当黄埔军校的校长，一度辞职跑回上海。不过，后来他看到可以利用军校培养私人的班底，于是便在开学前回到学校，大力施展拉拢不同对象的手腕。作为一个跑到广东闯地盘的有野心的浙江人，蒋介石在校长任上关键抓两件事——人权、财权。有了人权，蒋介石就可以任命亲信建立私人班底。有了财权，就可以收买人马。“端谁的碗，服谁的管”是近代中国旧军队建立人身依附关系的准则，蒋介石承袭曾国藩建立私家湘军的传统，在依靠同乡、亲友的同时，又把师生关系建立在个人恩惠的基础上。一般的学校，都是学生向校方交钱。蒋介石却创造校长不断给学生钱的特例。一些不讲政治原则的师生，就此会视校长为衣食父母，从此不问是非而为他个人效忠。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国民党开始以此建立党军。蒋介石建军的起家本钱，就是以黄埔学生为连、排级军官建立的2个教导团，这2个教导团于第二年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他自己担任了军长，后来军队不断扩大，北伐时成了第1集团军。黄埔学生只要追随蒋介石，便可“水涨船高”迅速升官。
在黄埔前6期即1924年至1927年间，众多有革命理念的黄埔生就对校长搞的那套私人“拉拢术”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军校内建立起“青年军人联合会”等组织，同“孙文主义学会”这样的反共组织对着干。北伐开始后，黄埔军校本校一分为二，半数的教师和系队北迁建立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昌分校。在国内有“青年导师”之誉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担任了政治总教官，主持了武昌分校工作，校内学生因大都站到共产党人一边而被称为“赤子赤孙”。1927年4月，蒋介石在长江下游进行反共屠杀，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众多革命教员和学生彻底认清了他的反动面目。武汉的黄埔同学主持召开了盛大的讨蒋大会，他们编出并在社会上传唱歌谣，开头就是：“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于是，革命的黄埔生同校长彻底决裂，成为中国共产党起义建军的骨干。
国共彻底分裂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如星火燎原，在长江两岸蓬勃发展，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大部分也是黄埔学生。从黄埔军校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建军道路——蒋介石以私人关系拉拢建军，共产党以政治理想和党的组织原则建军。日后国民党军队败、解放军胜的结局，在这时便已经注定。
主力还靠正规军
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回溯中共的武装斗争史，组织工农武装比组织军队还早一些。1924年夏，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市郊就建立起有3000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同年秋天镇压广州商团叛乱时又建立起第一支武装的工人队伍——工团军。此后，1925年夏天，广东省港大罢工，共产党人也组织工人建立了武装纠察队。1926年夏天，北伐战争开始后，南方的工农武装更是蓬勃发展，仅湖南一省，有组织的农军就达10万之多。不过，这些工农武装毕竟不是军队，按后来的标准只能算是“民兵”，武器和战斗力都很差。湖南农军虽说有10万人，但只有3000支枪，还分散在几十个县。湖南反动派发动“马日事变”时兵力不过4个团，湖南的10万农军却在旬日内星离云散，党内所谓“十万农军围攻长沙”之说，只是纸上谈兵之论。中国特定的国情证明，共产党打天下要靠工农群众支援，作战主力却只能是正规军队。
在党内，周恩来是最早创建正规军队的人。1924年11月，黄埔第1期毕业，蒋介石开始建立国民党军队，周恩来也安排中共广东区委以周士第等黄埔生为骨干，在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周恩来领导广东区委建立的这支铁甲车队，建队时官兵才120人，也没有铁甲车，只装备步枪等轻武器（由苏联提供武器和经费），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部队成立后即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行动，参加了打击地主海匪武装、封锁香港等战斗，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工农子弟兵的本色。
1925年11月，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团的正规军队。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负责人又派出一批共产党员黄埔生到团内担任军官，再按旧军队的雇佣法招募士兵，以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叶挺为团长，于广东肇庆成立了第4军第34团，翌年改称第4军独立团。这个团在历史上被称为“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开始前只有2100人，但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后期扩编为第24师、第25师（其中第74团是国民党拨给的）和第2方面军警卫团，共6个团。此外，武昌国民政府“分共”后，军阀张发奎还想利用武昌中央军校学生（即被称为“赤子赤孙”的黄埔第6期武昌分校生），就将部分学生改编成第2方面军教导团。这样，由叶挺独立团扩充而成的6个团，加上第2方面军教导团，共7个团、1万多人的兵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时拥有的基本武装，1927年下半年他们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暴动时，骨干力量正是这7个团的正规军。
靠“软实力”取胜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史册上，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批从事武装斗争和研究革命战争的人。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却把毛泽东等多数共产党人推向了军事斗争的第一线。毛泽东刚上井冈山时，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过：“我是文人，军旅之事未曾学也。”后来的战争实践却证明，他指导和驾驭战争的水平远远高于那些出身行伍的职业军人。究其原因，恰恰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近现代世界军界又都承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按照现在的流行语言，解放军主要是赢在“软实力”方面。战争是实力的对抗，但按现代的“计算机语言”划分，实力又分为“软买力”和“硬实力”。政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因素属于“软实力”，武器装备则属于“硬实力”。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靠小米加步枪，对抗有飞机、大炮的对手，“硬件”可谓很差，但“软件”却比对手强得多。这个“软实力”的优势，主要体现为3点政治因素：部队勇敢精神压倒敌人；军队有人民支持，“如鱼得水”；谋略水平高，战略战术灵活。
在旧中国，军阀部队包括国民党的军队基层官兵只能盲目地服从命令。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只知道当兵吃饷。考察过从甲午战争到民国初年混战的外国观察员，都发现“中国士兵乱打枪”，上阵就以应付差事的心情把子弹放完。以至于有些洋人带有讽刺意味地向北洋军阀建议，中国军队最好恢复装备弓箭，这样还省点费用。
而中共领导的军队士兵勇敢，干部也愿意动脑筋，从而战术灵活，就是因为他们有政治觉悟，知道是为本人和本阶级的解放而战。当时交战双方远程火力都不强，经常短兵相接，“一人拼命，十人难当”的精神更能发挥威力。解放后国内强调学习解放军，主要也是学政治觉悟。改革开放后，军事学被列入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门类，为什么呢？军事行动需要的武器操作、军事科技，确应属于工科、理科，但军事行动是一种政治行动，是由政治主导的，所以军事科学在总体上属于文科。在当今世界，不仅中国将军事行动严格纳入政治范畴，西方国家也同样如此。朝鲜战争期间出现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不服从国家政策而被撤职一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历来都由没有军衔、穿便衣的文官担任，“以文制武”成了规范。西方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大都也是文职人员，不穿军装。这同样是为了防止职业军人单纯从作战角度考虑军事行动，而更便于国家以政治需要指导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