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如“红”钟：新中国对台海及东南亚武力、宣传政策

【按】：这是一个高二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论文，出自一名中学生的笔下，对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在对台及相关地域开展宣传攻势方面的有关事实进行汇编，思路清晰，材料丰富，笔触生动，洋洋洒洒的万言宏篇，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好好看看。在现行的中学历史教学的框架下，毋庸回避的事实是，由于历史教师对课程目标和教学策略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历史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过程中，有时还会较普遍地存在着灌输知识和单项递授的教学行为，导致青少年对历史的兴趣渐渐泯灭，以至于有教育专家给出“学生喜欢历史却不喜欢历史课”的结论，这对于我等历史教师绝不容淡然视之。我们不能以史学研究论文的标准来看待一名中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论文，但是高境庭同学的这篇

福州第一中学 高二四班 高境廷

   导言：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护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南沿海开始面临紧张局势。在两极争霸的大背景下，围绕陆台对峙，20世纪50至70年代，新中国在台海及东南亚展开了独特的外交攻势。

隔山打牛——中美台海交锋

   韩战爆发后，1950年6月27日，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29日，第七舰队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入台湾海峡，震惊东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职责美方干涉“内政”，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称“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安全”。

   美国第七舰队，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军力最强的海军战力，承担组织美国在该舰队所在地区舰队并将其投入作战的作用，更负有在其所在地区协助美国“友军”海上作战的任务。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部署，是为了巩固“中华民国”国军的武装力量，以阻止解放军对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及“中华民国”实际控制的离岛）的攻占。

   韩战期间，陆台爆发多场岛屿争夺战。1953年7月27日，朝韩停战，8月，美国与“中华民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举行联合军演。台海危机骤然升级。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在张爱萍的指挥下，发动“一江山岛战役”，在力争占领该岛的同时试探第七舰队。此次战役中，解放军完美的火力衔接使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国军守将王生明自杀阵亡，一江山岛、大陈岛解放。

   在这场战役之前，1954年12月2日，国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将美国对台湾的巡护“固定”、“合法”化。然而在此条约签订期间，华盛顿方面有反对武力介入的声浪，国府则指责美国对于台海事务过于疏忽。一江山岛战役证明了国府所称的美国“不作为”。于是，1955年1月29日，认识到局势之紧迫，美国通过《福尔摩沙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可以出兵保护台湾及其控制的固有之岛屿。据此，艾森豪威尔决定，将美国百分之三十六的氢弹和百分之四十二的原子弹部署至美国本土以外，核危机在台海上空聚拢起来。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宣称不惧怕核打击，但核战的压力促使人民政府通过万隆会议等多种渠道力图与美国甚至国府进行谈判。1955年8月1日，在联合国和多国的斡旋下，中美大使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台海危机解除。

   美国鉴于北约盟国的不支持，在道义上的不成功，以及核弹头布局的困扰，最终没有协同国府做出大的行动。然而美国在中国东南地区实行核打击的意图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1955年，大陆地区启动核工业。

   这次交锋，予以冲突各方以更多相互了解，但没能因此改善恶化之局势；相反，更大的行动已在萌芽。

   此后，美第七舰队继续协防台湾，并向台湾出售军刀机，大陆米格机难越雷池。同苏联一样，美国向台湾输出了大批专家顾问，以帮助整增国军军力。

   1955年中国大陆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粮食产量增长117.6％，棉花产量增长125.4％，高校在校生人数增长227％，国内物价总体稳定，金融状况停止恶化，进入相对良性的发展时期；同时，台湾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惊人地”增长19.09％，农业在国府的新一拨土改政策下逐渐发展起来，然而工业的实际产值依然较低，中央银行不得不将台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因此，美国的援助对于50年代台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整个50年代，由美援提供的进口物资一直占台湾全部进口物资的三分之一以上，在1957年以前更占到40%至50%。关系民生最大的小麦、棉花、黄豆、油脂等重要生活资料，属于美援进口者占总进口量的60%以上。其中，小麦占90%，棉花占78%，黄豆占74%。

   但是，美国对台湾更主要的援助仍在军事方面。从1950至1957年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总计14.7亿美元，而经济援助仅为6.83亿美元。而在军备要求上，1958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为国军配备导弹，并开始训练国军如何使用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以便在台湾至少组建五个导弹旅。美国在该年对台湾军援预算为1.83亿美元，仅次于韩国和日本，在整个远东地区中居第三位。5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美国援助内容的敏感性又使两岸出现了不安的气息，尽管大陆依旧在进行经济建设。

   50年代中期，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援助。1953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赫鲁晓夫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的最早样品。1958年，苏联又提供了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苏联在共和国建设时期总共派驻约18000名专家顾问，援华出口总值为94亿卢布（其中设备援助出口84亿，技术援助出口10亿），占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7％。1956年，中国 大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中共八大胜利召开，中国拥有了相对强壮的经济支撑。可是在这之后，共和国的建设渐渐失去了控制，以至于演变成一种极端疯狂的状态。情况发展到这步很可悲，但各方的虚荣谁也不可让步。在大跃进的风潮中，面对党内外的质疑，以及苏联与西方关系渐缓的关键时期，毛泽东需要一个机会或者一个事件对于中国的边界进行调整，以攘外安其内。

   1958年7月中旬，伊拉克政变，王政被推翻，共和国成立，退出有英国加盟的中东军事同盟互助公约——《巴格达公约》。美英立即驻军约旦、黎巴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由，加强沿海兵力，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向西方国家发出了挑战，与伊拉克“遥相呼应”。国府宣布台湾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中东，最近那里很热闹，搞得我们远东也不太平；人家唱大戏我们不能只做看客，政治局做出了一个决定─炮打金门！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实际上，毛泽东不仅意在乘火打劫，更欲防止台独和继续动员“大跃进”，他视斗争为拯救之道。

   1958年7月下旬，解放军在金门岛附近开始侦巡勘测；8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亲赴金门慰军，三天之后，1958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十三十分，金门炮战爆发。

   24日，解放军重创国军一战车登陆舰，美国国防部立即将第七舰队布防台湾。第七舰队协助台湾当局海军补给金门，并且与国军三军举行一连串防空两栖作战联合演习，并派驻F-100战斗机及胜利女神导弹营至台湾，同时也成立作战指挥中心。中美两国在台海的再次交锋随即展开。9月3日起，美国海军开始为国府海军提供武装护航，但不进入原有的三海里。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领海为12海里，没有允许，外国舰船和飞机不得出入中国领海和领空。

   9月中旬，美军支援国军六辆203公厘口径的M55自行火炮，在后来的战役中，解放军因忽视美援大炮而受到重创（如厦门火车站被轰炸的“九一一”事件）。9月24日，国府空军使用美援AIM-9响尾蛇空空导弹击落一架解放军空军歼5战斗机，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用空空导弹击落战斗机。战斗双方，尤其是双方空军，都使用了美苏两国的大量援助军备。空战中，国军被击落三架军刀机，解放军则被击落三十二架米格机，国军获得压倒性胜利。

   然而美军在台海地区进展甚微，以至于时任参议员的肯尼迪主张美国必须放弃守卫台湾离岛。于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与蒋介石接触，促使台湾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大陆也派遣王炳南赴华沙进行“火力侦察”式的谈判，意在使美国撤军停火。可能是为了防止台独，1958年10月25日后，大规模攻势结束。

   美国的介入，使得台海双方无法继续对对方进行军事攻势，海峡两岸实际分裂的情势因此固定下来。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采取此次行动时没有提前照会苏联，这也为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埋下了祸根。

   随着中国大陆的处境越来越孤立，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府意欲展开大规模的反攻大陆计划，是为“国光计划”——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定下作战部署——从广东登陆，并已进行多场抢滩登陆的演习后，美国方面见状匆忙表态，表示极力的反对，“国光计划”在1962年搁浅，被肢解成几场小型海战，“反攻大陆”的口号就此失去了意义。同时，1962至1967年间，美援国军U-2侦察机入大陆境内110架次，被解放军击落5架次，美国依然向台湾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援助。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陆军力开始占据优势。

   1968年，台湾发动大规模的支持南越的活动，与出兵援助北越的大陆争锋相对；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从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开始面临内外交逼的险峻局面，中美两国走上了曲曲折折的风雨外交路。由于70年代以后中美的两岸争锋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顺便一提，1995年6月7日至11日，李登辉赴美，陆台对峙升级，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解放军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并推迟第二轮"汪辜会谈"。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当海峡两岸危机显现之时，美国便成为激化危机、推波助澜的主导；而两岸关系缓和之时，美国依旧可以寻找危机。台湾问题，成了新中国对美交往中至今无法克服的一个障碍。

高音喇叭——中国华侨政策

   东南亚的华侨聚居历史悠久。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就在东南亚英法荷殖民地设立侨民的领事馆，以宣扬中华文化，并激发侨民对王朝的效忠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给予了国民政府巨大的帮助，也同该政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6年内战爆发，华侨的政治主张逐渐分裂，分为支持和反对国民党的两大阵营。1949年新中国成立，激发了受华文教育者强烈的爱国情操和自豪感，共和国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近两千万归侨。新中国的华侨政策大体分为国内和国外侨务，而国外侨务主要随国家外交政策进行调整。1949年后，对于退守台北的国民政府，东南亚的华侨是其巩固其政权、恢复其政治力量的一大支柱。美国对此表示了支持。1949年初，乔治·凯南在《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危言美政府，东南亚作为石油、橡胶和锡在内的原料产地和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入口，对自由世界是至关重要的，而中国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对美国来说是政治上的严重挫败，倘共产主义进深席卷东南亚，美国将必然遭受政治上的大溃退，其影响将扩及世界其他地区。自此，美国将东南亚的华侨问题与反共战略联系起来。对于新中国政府而言，争取更多的归侨和改善与东南亚的关系从此也成为了重大的外交任务。

   国民政府统治中国时期，华侨身份以血统主义为原则进行确定，即所有海外华人自动成为中国国民。新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基本沿袭了此项方针。此外，为了恢复国内经济，新中国政府鼓励华侨购买新中国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一系列的政策给了新中国政府以极大的外交阻力。马来西亚（英）、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据此多次针对华侨进行驱逐、打击，中国的华侨政策甚至客观上推动了此后的“新马分家”。

   然而最令东南亚多国感到恐慌的，是中国对华侨“教育”的渗透。新中国鉴于政治现实，在侨教问题上明确规定，侨报、侨教的中心任务是培养爱国主义华侨和爱国主义华侨的后代。东南亚多地的侨报开始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在希冀引起侨报的政治认同的同时依然宣传了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这些斗争哲学成为了东南亚部分共产主义组织和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参考甚至精神指导。因此，东南亚多地侨报被当地政府以“反共”为名查封。另外，新中国使用无线电台、高音喇叭等手段向东南亚多国侨胞、以及东南亚共产组织进行教育、鸣放，已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困扰。据此，东南亚的驱侨事件日益频繁，据1978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与邓小平会谈时所言，“正因为中国不断地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李光耀）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抵抗”。加上新中国尚未在东南亚广泛地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人民政府难以保护东南亚的难侨安全。

   国府退台以后，由于在对华侨的宣传上“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不仅无法在争取海外侨胞上取得显著的成效，更由于施行与中国大陆同样直接生硬的“教育”行为与东南亚各国矛盾激化。面对此种对国府的不利局面，1957年12月11日，美国行动协调局出台《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此方针意在海外华侨承认“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以香港等地作为反共信息集散基地和资本主义生活的展示区域，把东南亚作为反共华人的阵地，组织华侨进行反共活动。在教育方面，美国沟通东南亚各国与“国民政府”，向华侨提供非共教师、非共教材，宣传“中国威胁”的言论，并鼓励东南亚国家以温和手段对待当地华侨。

   然而，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推进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尤其在侨务方面，人民政府进行了重大调整，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间摩擦。1955年起，中国正式不承认双重国籍，取消以血统主义为导向的政策，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遵守居住国的法规、华侨子女接受所在地教育。1958年底，中国宣布“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很好；华侨加入中国国籍，很好；华侨归国参与祖国建设，也好”。于是，“华人”群体进入了新中国侨务工作的字典。伴随着新中国的华侨“归化”政策的，却是东南亚多地爆发的种族主义排华活动，1959至1965年间，归华难侨达将近12万人。中国外交部甚至对印尼的排华行为表达过“最最最强烈的抗议”。在此期间，美国修改了《美国对东南亚华侨政策的指导方针》，鼓励华侨把“国民政府”视为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中华民族希望之源。1960年后，“国民政府”接受美国的战略调整，在与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的同时，呼吁海外华侨不干涉他国内政，并取得了成功。1964年，台湾当局甚至意图借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之机，与马来西亚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台湾当局时至今日依旧承认的双重国籍，也是当时为了适应华侨政策所保留的。

   然而，由于中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及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日益成熟，中国具备了保护和及时撤离海外侨胞的能力。在1955至1966年之间，中国的侨务工作取得了进展。

   60年代中后期，侨务工作再次陷入巨大困境。首先，1966年文革爆发，华侨在中国的处境迅速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开始通过广播电台直接向海外华侨发出号召，东南亚国家再次显示出高度的警惕。东南亚多国领导人再次面临华侨难题。1978年，越南时任总理范文同曾说，就像越南裔无论在何处都心向越南一样，华裔在哪里都心向中国。即使越南平等对待当地华人，仍然有16万华人非法偷渡至中国。李光耀在1978年会见邓小平时说，“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绪，对亚细安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否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的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毫无顾忌地诉诸民族情绪，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顾虑”。华人偷渡的客观原因和中国政府的宣传导致了情势的恶化。此外，为了配合越南战争，打击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介入，共产主义宣传再次以华侨教育为载体进入东南亚，从而引发了东南亚种族骚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双重社会动乱。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是相悖的。然而，这些宣传对北越起到了极大的帮助，致使最终北越取得胜利，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遭到挫败。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北越共产党控制了老挝的党政军部门，目光所至，即为柬埔寨。柬埔寨认为越南意欲侵占印度支那，拒绝与越南建立形同越老关系的“特殊”外交关系。1975年在中国、泰国政府的怂恿下，“红色高棉”控制柬埔寨，柬埔寨陷入内乱，并与越南冲突加剧。1978年，越南加入经互会，公开加入苏联阵营，中越关系瞬间恶化。于是，在多场岛屿、边境冲突后，1978年底，越南进攻柬埔寨，于1979年1月7日占领金边。恐怖的“红色高棉”政权被推翻。

   越柬战争的背后是中国与苏联的政治军事冲突。中国在其所支持的邪恶政权失败后，急于与印度支那地区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以使其支持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战略活动。于是，东南亚国家因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海外华侨的归国呼吁和共产主义宣传。中国政府作出了妥协，从而换得了1979年中越战争中东南亚国家的相对中立以及东南亚各国对苏联的相对消极态度，得以宣称中越对峙的本质是中苏的对峙，以取得外交舆论上的稳固。

   1979年中国走向开放后，侨务工作开始朝正常化、稳固化方向发展。此后的二十余年，虽然东南亚地区针对华人的种族骚乱不断，中国海外侨务工作依然在良性进行，只是无法对海外华人保持“血统原则”时期的吸引力，海峡两岸华人人口流失问题渐渐严重，亟待两岸联手解决。

不可战胜——共产主义宣传

   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授意下，中国共产党派出一名代表到新加坡，从此在南洋播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种子。1930年，中国党员在新加坡秘密召开一次会议，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1930年2月，越南共产党在香港成立。同年，菲律宾共产党成立。二战期间，缅共、泰共等新一批共产主义政党在东南亚成长起来。
   由于反法西斯战争在太平洋展开，这些共产主义政党组建起自己的军队或游击队反抗侵略。马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立游击队，与英军协同作战；缅共于1944年创建反法西斯人民同盟，领导多起反抗侵略的斗争；泰共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出版报刊、设立电台以团结爱国群众。这些共产党组织与中共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了协助所在国政府进行抗战的积极力量，也都在战后成为了当局新秩序建设的绊脚石。

   二战以后，对于东南亚共产主义组织的接管成为了东南亚各国或殖民者的紧要问题。泰共在1946年10月合法化，并在议会占有两个议席。然而1951年11月政变之后，泰共被迫转入泰国东北部、南部山林，进行武装游击斗争。其此后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政策，大多借鉴中共。而缅甸的自由同盟在1946年分裂，1948年，缅共被宣布非法，从此开始了与政府军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1945年，英国重返马来西亚，于1948年6月20 日颁布 “特别紧急条例”，从此马共开始武装斗争。1949年2月1日马共建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直至1989年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菲共在1945年同样成立解放军，开始了与亲美政府的武装战。

50年代后的新中国，急于与亚非各前殖民地国家改善关系以突破美国的封锁。然而，中国的外交意图被美国与台湾“国民政府”察觉。于是灾难悄然降下。1955年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先行人员所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海，机上乘客，无一生还。这一恐怖主义事件系美台所为。然而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还是如期召开。在会议的最后公报中，各国宣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完全结束殖民主义统治仍然是摆在当前亚非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会议坚决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国在此次会议中以理性、包容的姿态挽救了自己的声誉，也推动了会议的进程和一份跨阶级、跨意识形态的公报的诞生。当时与会的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尼、老挝、柬埔寨、南北越、菲律宾和泰国。当然，这场会议所不能及的，是当时属英国的马来西亚尚未独立，而且由于中国“求同存异”原则的介入，会议淡化了对于解决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活动的问题之关切。而在之后的发展中，虽然民族独立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种族主义却随着民族运动滋长起来，并与东南亚华人以极大的恐惧。在马来亚要求自治时，华人惧怕马来人和伊斯兰教的支配地位，许多华人因此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在英国军方的强烈镇压，以及马来人和华人政治领袖的协商退让下，共产党运动被扑灭。

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属于非种族主义运动，因为其活动范围方往往在多国交界（如马共、缅共）或多族群杂居地区（如菲共）。然而，这些组织都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困局，首先是合法性得不到承认或者被剥夺；其次是理论不切实际，充满了对国家性质根本变化的臆想；再次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执行反共政策火急火燎，甚至不惜对东南亚国家政府当权者进行颠覆。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马来亚（英）、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7月31日成立东南亚联盟。在评估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具有亲共倾向后，1965年9月30日，美国支持苏哈托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开始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并展开排华活动。而东南亚各国自身的排华反共行动随之加剧。1967年6月，数千名受到“指使”的缅甸民众对仰光华人居住区打砸抢，杀害华侨40余人。冲击中国驻缅大使馆，缅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80多名华侨。6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不再派驻缅大使。

而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为了“文革”的斗争需要，在外交上又回到了原来的“一边倒”战略思路上，在舆论上支持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武装。《人民日报》、北京电台经常抨击马来西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的成立是新殖民主义和反华主义的阴谋。周恩来总理在1965年1月会见印尼代表团时，对马来西亚的成立表示谴责。马共的领导人陈平在战败之后，也来到了北京。1966年，中国工会因新加坡正常处理一场工人暴动，对“新加坡追随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镇压工人的野蛮行为”表示愤懑。1969年根据毛泽东的斗争法则，菲共建立“新人民军”。90年代，“新人民军” 控制了1671个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乡村，2002年，“新人民军”发展到了1.2万人。1967年，缅共党员彭家声将缅共解放军退入中国，并北上北京受到接见，彭部武装也获准在临沧进行军事训练。1968年，彭部在得到中国职业军人的支持下，进入果敢。果敢原属中国，在1897年，中、英谈判，签订了《中英续议缅甸条约》，确定果敢被划入英属印度（即今缅甸）范围。而在当时的国内宣传中，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要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可被认定参加过“革命工作”，享受极好的待遇。在此特殊的军政文宣情势下，从1970年底至1971年，无数 “知青”跨出国界。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正式参加革命”。这些知青中的一部分，后来留驻果敢，成为了缅共武装的一员。缅共进入果敢，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以缅共为载体，输出至缅甸境内。虽然70年代之后，入联、中美对话等外交的进步，逐渐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局面，也增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沟通。1971年后中国渐渐停止了对东南亚各国的公开攻击，开始新加坡等尚未建交的国家展开经济合作，甚至在这些国家开办银行，获取外汇。而在政治方面，周恩来总理表示，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反殖民的解放运动”，但对于马共等组织，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运动只有通过国内的力量，而非中国的力量才能成功。然而中国依然在对东南亚的外交宣传上实际执行亲共政策，以遏制美国反共势力在该地区的扩张。

在东南亚各国看来，中国是东南亚共产主义组织的“保护伞”。中国向海外输出革命，同时外输大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美国反共行动在东南亚的进一步渗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自卫的作用，使冷战在局部地区进入僵持阶段，但同时，中国不放弃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东南亚共产党组织配合“文革”的斗争行为扰乱了东南亚国家正常的社会治安，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非但没有随中美解冻而改善，反而因此陷入僵局。

1976年5月13日，华国锋在听取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于中国停止向东南亚输出革命宣传的要求时，说道：“对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但无论在哪里，只要为共产主义而战，都将战无不胜。”要打破这种陈腐的僵局，必须有新的形势和新的决策者。

越战结束后，苏联的势力首次出现在东南亚。美国和反对中国输出革命的东南亚国家开始担心苏联和越南在这一地域的存在所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中苏、中越关系恶化，中国需要东南亚国家的支持。1974年，中国曾担忧苏联船只在东南亚海港进行维修是否危及中国安全，东南亚国家向中国作出了“反对任何颠覆”保证。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中国获得了与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的契机。时任泰国总理科萨里昂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对越南的行动。借此机会，中国停止了对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主义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也使得这些国家在中越战争中保持了中立。

1982年，东盟第15届外长会议强调东盟国家须加强团结，并各自清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此后十余年，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武装逐步瓦解。伴随着的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迅速深化。2002年，中国与东盟举行自贸区谈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萝卜大棒——印度支那战和

二战结束，法国重掌其在印度支那殖民地。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1945年8月，印度支那殖民地主体越南推翻阮氏王朝，成立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任主席。1945年9月5日，国军进入越南。处在经济危机中的共和国政权，一面争取美苏两国的承认，一面请求国民政府在越延长驻军以阻止法军回越，另一面准备抗击法军。矛盾中的美国虽然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善意信号，也被告知共和国政府是在《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下合法成立的，然而顾及法国，不敢贸动。苏联得到了胡志明请求增援抗击法军9月23日进发西贡的信件，但未做回复。国民政府支持越南的国大党和同盟会，而不支持胡志明创建的印度支那共产党，胡志明被逼无奈，于1945年11月11日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然而国军与法国签约，保定决心于翌年1月从越南撤军以应对国内情势。不得已之下，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举行多次谈判，法国承认越南自治，越南并入法联邦，也被迫允许法国驻军，1946年3月9日，法军进驻河内，亚洲第一个以共产党人为主导的民主联合政府夭折。

然而法越在交趾支那主权问题上矛盾不断，亡党亡国的胡志明恼羞成怒，坚决不在主权问题上让半步。于是，法越关系急转直下。最终的爆发来源于海防华人的事件。1946年11月20日，一艘中国非法舢板因卸货与越南士兵而被法军拦下，引发对岸越军开火。10月23日，法军司令德布上校要求越军在两小时内撤出海防中国区。之后随着冲突加剧，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打响。

在法国，由于1946年5月5日法共早已退出内阁，法政府为主战派所主导。同时，美国已注意到胡志明的共产主义背景，但鉴于冷战的先欧后亚战略以及彼时东欧刮起的共产党掌权旋风（席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美国无暇把重心转移至东南亚，也不愿牺牲自己在亚洲的威望协助法国的殖民行为。此外，1948年9月，乔治·凯南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无法承担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任务，因此美国不仅不应援法使法国独吞印度支那，还应从中国战场撤军。所以，1949年前，法越处在胶着状态，中国的国民政府陷入孤立状态。

1949年1月，毛泽东写就《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美国幡然悔悟，为时已晚。3月1日，美国敦促法国确定独立日程表，然而因殖民地问题面临100亿法郎巨额赤字的法国希望美国能动用“共同防卫法案”第303条中总统动用7500万美元的权力金援法国。然而，在当时独立意识空前高涨的东南亚，各国对殖民者的担心胜过了对共产主义的防备，于是美国为了维护在二战中建立起的崇高国际地位，依然坐视不顾。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美国意识到，在亚洲，共产主义已经迅速蔓延。即使国力不允许，即使在先欧后亚战略的笼罩下，美国放弃了乔治·凯南1947年7月提出的“局部防御”战略，代之以“全面遏制”。美军渐渐改变立场。于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求援中苏，很快得到积极回应。1949年11月，刘少奇表示，“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援助亚洲澳洲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国际责任”是不能推脱的。中国政府于1950年前后向胡志明政权派驻专家顾问，运送武器弹药。然而当时新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十分微妙，法国有和新中国打破外交僵局的意图，因此中国没有像抗美援朝一样出兵。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新中国公开和西方阵营决裂。借此机会，苏联向中国施压，利用中国促使朝鲜、越南的共产党政权得以稳固。这是美国早已预料的。美国在明白国府行将在大陆垮台后，认为应该在朝鲜和越南等冷战中“热战”前沿下“楔子”，使苏联逼迫中国承担其不愿承担之义务，以破坏中苏关系。借胡志明的要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0年3月17日决议第73号第256条提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在苏联可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将全权代表的帽子扣在了中国的头上。此时的中国，经济困难，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劣，与印度支那共产主义势力的联系不甚畅通，然而若不执行苏联的要求，在亚洲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则不仅在今后分享不到中苏互助的红利，更可能在百万公里边界线上受到来自苏联的直接压力。因此中国的援越政策，有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需要，也有对现实的考量。后效可见，中国在经济重建时期得到了苏联的巨大帮助，其苦心忍气换得了利益。

据此，即便当年粮食产量仅有13213万吨，人均粮食产量只有532公斤，甚至无法保证温饱，中国向北越援助了三千吨粮食，以及以人民解放军滇桂地区装备为参考的武器装备。面对此情况，鉴于苏联已经在反共阵营的“松软、真空地带进行军事冒险”，而就东南亚本身来说，该地区系战略要道，且印度、日本、澳纽这几个非共基地的稳定仰赖东南亚局势稳固，加之印度支那地区在东南亚影响巨大，以及法国的游说，1950年7月30日，美国承认越南国，同意向法国及其联邦内越南国、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提供三千一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正式染指印度支那。两大阵营旗帜鲜明地承认不同的政权，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1950年秋，胡志明的越盟军队在陈赓帮助下，成功打通中越交通线。美国借此机会要求法国同意越南国建立人民军。法国作出让步，势力从此撤出印度支那。1954年，北越在奠边府大捷后再次宣告独立。由于殖民旗号再不能在印度支那打下去，法国宣告成立南越政府，移交治权。亲美的吴庭艳担任首相。1955年，越南王朝被推翻，越南共和国成立，越南分裂，美国的势力完全进入越南当局。同年，两越同时参加万隆会议。当时会议的中心是民族独立，两国在此方面没有分歧，但亦无和谈统一的念头。

然而中南半岛的佛教徒是特殊的人群。他们久经战乱，且在国家享有特权。吴庭艳由于是天主教徒，对佛教徒的大肆杀戮，美国终于忍无可忍，发动军事政变，置之于死地。

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越战旋即爆发。美国实行“南打北炸”政策，在越南战场动用了最先进的武器，投入4000亿美元，并得到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文革后的中国，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但中国政府向北越援助800亿人民币，派出了17亿援越部队。然而，这是一场双输的战争。美国一向认为印度支那的共产党政权将为苏联提供充足的战略物资，也将大大缓解中国的粮食危机，因而在越战中投入了过量兵力和资金，陷入泥沼，经济增长速度从6％直跌至2％，而最终由于美国是在经济繁荣期拖垮了自己，而不是在经济困难期通过战争凝聚国人，国内厌战情绪到了极点，加上尼克松等既为了迎合人民，又在公开越战真相的事务上处置极其失当，引发了流血冲突，在冷战遏制的关键一战中，美国受到了挫败。两极争霸中罕见地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就中国而言，中国大规模援越，虽然再次成功抑制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扩张，但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而且，最终越南倾向苏联，称霸中南半岛，是中国始料未及的，也使中国更加被动，终于引发了1979年的“惩越战争”。

“惩越战争”的导火索是美、中、苏三国在柬埔寨的对抗所致。1969年柬埔寨已经为北越军队提供庇护。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尼克松政府决定秘密轰炸柬埔寨境内的北越给养基地，理由是北越共产党人“公然越过柬埔寨边境窜入南越进行袭击，然后又退到那里的丛林庇护所以保安全。”1970年3月18日，为了配合越战，美国策动了推翻亲左的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废黜了亲王，建立朗诺军政。西哈努克远走中国。1970年4月，美国与南越进入柬埔寨，很快控制了老挝，为越南后来胁迫老挝埋下了伏笔。5月5号，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柬埔寨民主党（即前柬埔寨共产党）裹挟西哈努克亲王，建立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并复制中国革命模式，凭借中国和北越的援助，开始向全国进攻。北越的援助，也使之在柬埔寨种下了霸权的种子。此时，越战战局尚未确定，中国需要在印度 支那立下据点以作为同美国谈判的筹码，也寄希望于民主党和柬埔寨王室能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击退美国势力。另一面，中美就柬埔寨问题的谈判也有条不紊地展开。1973年2月，基辛格访华期间与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会谈。中国的立场是，由美国与西哈努克对话来解决问题，以保障柬埔寨的独立、和平、统一、中立和领土与主权完整。美国愿意考虑政治的解决办法，包括承认西哈努克在柬埔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坚持谈判必须与停火联系在一起。基辛格认为，红色高棉得到来自中国和越南的支持，所以柬埔寨问题不是“内战”。周恩来同意，“如果这仅仅是一场国内战争，问题相对就简单一些。当然要立即把它变成内战不很容易。”周恩来还表示，中国“可以用各种方式”把美国的目的告知柬埔寨各方。中美双方有了初步的直接交流。1973年5月，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和中国驻华盛顿的办事处相继开始工作。 5月30日，基辛格说，美国做出让步，准备停止轰炸，撤出顾问团，但希望实现六十至九十天的停火，并由红色高棉与朗诺集团谈判，同时提出让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与西哈努克进行接触。6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同意参议院的提案，拒绝为轰炸柬埔寨拨款，但同意在总统认为必要时，继续进行轰炸，直到8月15日完全停止。而西哈努克在欧洲访问时，则强拒绝与朗诺集团的任何人进行谈判。7月18日，中国照会美国，要求美国立即停止轰炸柬埔寨，停止向朗诺集团提供军事援助，撤出所有美国及其盟国派出的军事人员。然而美国无法应承。最终，1975年4月17日，民族团结政府占领金边，中国所支持的革命取得胜利。在柬埔寨的革命战争中，中美保持了积极的互动，但中国的外交政策依然具有鲜明的强硬性和试探性。

然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不仅西哈努克失去了自由，整个柬埔寨自此陷入了二十世纪以来最血腥的种族灭绝当中。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劝告：“你们把金边300万人搬到农村，国际上很多人就不理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要利用他们……考虑经济建设就必须考虑财政、金融、商业政策，否则血脉不通就很困难。全国解放后，总得办教育，搞科学研究……”“我们想对你们提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毛泽东也叮嘱红色高棉领导人不要虐待柬埔寨王室成员。然而，惨剧还是发生了。红色高棉政权迫害种族，更击毁了佛教这一柬埔寨人心中的宗教支柱，再次重演了吴庭艳的荒诞剧。这不仅让红色高棉成为了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权之一，也使中国在柬埔寨大失人心。中国所希望坚守的这块据点，已在风雨飘摇之中。

1978年，越南入柬，推翻了红色高棉，受到了柬埔寨民众的欢迎。这支军队的背后是苏联的强大支持。面对“大霸”、“小霸”的联合挑衅，中国的西部、北部陷入了外交包围，中国急求出路。中美关系迅速改善，给了中国一个契机。在换取东南亚各国的支持后，中国断绝了与越南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军队发动中越战争，以惨胜的代价向越南宣告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外交强权，也宣告了中苏的对抗将长期持续，中国将继续在柬埔寨维护自己的力量。

可以说，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外交政策是一种从理想型转向现实型的政策。从最初的国际主义到最终的维权活动，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有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更有对大国外交的探索。然而，随着冷战的不断暖化，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外交战略却由攻为守，从舆论、军事转为经济、贸易，以至于将之纳入同东盟的总体合作中，虽然弱化了影响和控制力，但获得了和平的大环境，似乎也符合现实的选择。

结语——更好还是更糟

美国在台海和东南亚的战略，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从美国各部门的评估报告、分析文件来看，美国的外交战略从来都是随动调整，而不在意政治道德的。因为作为拥有巨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如果没有做好实用精确的估量，要从某个地区抽身很不容易。相形之下，实力弱、底子薄新中国的外交上还留有中国传统大国思维、游击战术和革命精神的杂糅，虽然有大的战略，但却把外交图当作作战图进行考量，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它将势如破竹；然而一旦天时、地利、人和不济，它就会处于被动，直到作出调整或妥协。这些，在新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中可见一斑。

新中国在台海与美国的外交摩擦和在东南亚的外交有很明显的时间分隔。第一次即在韩战前后，美国的实力在亚洲小幅扩张时，中国在与苏联的微妙关系下作出了激烈但有效的反应。另一次即在大跃进和中苏首次交恶时期，这时的中国外交呈现出疯狂化的态势，一方面国内的压力需要迅速地外排，另一方面又受到两个超级大国排斥，中国只好毕其功于几役，在斗争中求生存。而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外交上进入平静期，没有大的变动。文革之后，中国再次热情投身东南亚的革命事业，然而此时中国的外交较为成熟老道，在东南亚渗透本国势力的同时能与美国和东南亚非共国家保持互动，加上苏联的攻势使美国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东南亚的冲突被相对淡化。中美建交后，中国实现对外开放，国际声誉提高，然由于美国还不能及时对中国展开支持，加上苏联的压力，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显著地向实用化发展，不再在意识形态、民族种群上寻找认同感，而是向东南亚展现出，中国身处两权相争的中间地带，没有对和平国家进行任何行动的企图，但不会失却应有的立场。这是国际冷战的大气候和中国国内环境的小气候决定的，每一次外交的调整不仅根据的是国际间的关系变动，更根据本国经济民生。然而在这方面，中国在新外交的探索早期，出于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不仅与许多国家一样背离了万隆会议的精神，而且在处理外交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上面表现出不理性的一面，但在之后的调整中，特别是在1978年以后，外交渐渐为国内建设服务，中国在和平崛起上取得了令人称道的良好经验。而中国的海外华人政策，则是毁誉参半的。一方面，通过几十年的探索，海外华人在名分和地位上得到了提高，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生活空间。但由于早期中国的华侨政策对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影响太大，致使东南亚多国无法消弭对华人的偏见，使华人的权益时常受到侵犯。而海外归侨在中国的待遇起落造成了今天海外华侨对归国热情骤减、客观人口流失的不良局面。

总体上，东南亚地区是华人最多的海外地区，处理该地区的外交需要中华民族的智慧，也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论海峡两岸，是中国，还是热衷于该地区外交事务的其他国家，都需要从激烈走向理性，从果敢走向谨慎，从战略攻防走向海内外的全盘考量。时至今日东南亚部分国家希望看到中国与它们展开更密切的合作，但畏惧中国对东南亚的势力威胁。中国在该地区要有更大的作为，还需下更大的功夫、用更多的精力才是。毕竟，成果不是一两天就能培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