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旧土壤上怎样创立新军队——徐焰军史再解读之二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二月上，第76～80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无疑是自古以来中国土地上最有信仰的军队。与之前所有正义、非正义的军队相比，其意志、纪律、作风、官兵关系等等无一不具有“颠覆性”。介绍这样一支军队何以能横空出世，一篇文章显然难以说得面面俱到。所以本文更多地从物质角度来进行解读，以便把史实更科学、更清晰、更客观地呈现给大家。物质是一切的基础，这支军队自然也不能例外。
“铁军”也有不“铁”时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军的开端，可惜这三大起义都很快失败。建军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学的还是旧军阀部队的雇佣传统。基层军官、士兵大多是靠高于社会一般人的薪饷雇佣而来，一遇到残酷的战斗，大多数人就会经不起考验，就会逃跑、开小差。
南昌起义集中了中共当时能掌握的绝大部分军队，骨干是第24师叶挺部、第25师周士第部，此外还有由绿林武装改编、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贺龙部（第20军），以及以蔡廷锴为师长的第10师。但第10师南下几天后即叛逃。叶挺部留下来的原因与士兵的收入有关系——他们都是花钱雇来的，一个月挣八九块银元，按当时物价寄回家可以养四五口人。叶挺部的军官虽然大部分是受过进步思想教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却也有不少人继承了旧军阀部队的军官习气，以当官挣钱为主要目标。南昌起义后，部队在酷暑中南下，既无法发饷寄回养家，士兵和当地老百姓又不了解这支部队打仗的目的，结果立即出现了党内报告中所述的如下情况：
8月3日至5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前进。时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60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250发至300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4000。
南昌起义一个月后，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骨干——国府警卫团，也是由“铁军”派骨干建立起来的一个正规团，起义之后遇到挫折，马上出现了南昌起义部队同样的问题。上井冈山不久，新任的3名主要团领导——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就企图率队投奔军阀部队，如果不是毛泽东得到报告在紧急关头追回部队，并处决了这3个叛徒，剩下的这点军队也要断送掉。
当时起义部队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奇怪。根据旧式雇佣军队的传统和制度，维持军队“官靠薪，兵靠饷”。一旦薪饷不济，军队马上就会哗变、溃散，或受他人收编。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规律。军队的雇佣性质不变，就跳不出这一规律。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建军？在多数起义都失败的情况下，毛泽东找到一个方式，那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土地革命，依靠贫苦农民，建立一支不发饷的军队。
打开农民仇恨洪水的闸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早注重发动农民的人。他的选择，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旧式农民因苛政猛于虎，揭竿奋起造反，自古常有。近代因官逼民反而“落草为寇”的山大王，则为数更多。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当地部分农民因官绅压迫所拥戴的造反领导者，就是当时还具有“土匪”头衔的王佐，其组织形式还是摆香案、拜把子、喝血酒之类。这类旧式农民武装，在古代也许尚有推翻旧王朝的希望（纵如此也只能重蹈封建政权的老路），在近代却不可能成就任何大气候。
对于这些代表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却又蕴藏着极大的反抗旧世界的革命性的农民，陈独秀等人不愿接近，而熟悉农村情况的彭湃、毛泽东等却以满腔热情投身于他们中间。从1926年秋至1927年春，短短几个月内，在粤、桂、湘、鄂、赣等几个省，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村革命高潮。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当时就曾众议纷纭（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谈论纠“左”时，对当年一些需要矫枉的“过火”行为及其对后来的影响，许多人也感慨至深）。其实，在中国长期死水一潭的封闭状态下，一旦打开农民仇恨洪水的闸门，出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等打击面过宽现象，显然不足为奇。此外，“勇敢分子”往往最先起来造反，也自然会出现“地痞流氓，革命先锋”的情景。
农民运动在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湖广大农村很快出现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局面。旧军队中，连长的月收入也在上百块大洋，而当时一亩肥田的售价不过几十块大洋。所以当几年连长，薪金加上搜刮，积蓄几千块大洋变成地主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很少有工商业的投资渠道，有钱买地当地主是主要置产方式）。因此，当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后，旧军队的军官大都立即要求“清共”。那些被戴了高帽子游街、被抄家或“杀猪出谷”的老太爷们，也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组织其掌握的地方武装挨户团，在国民党“分共清党”的旗帜下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扑过来，一时无数农运积极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多数农民刚刚获得的一点权益也全被夺回。在农村矛盾激化到白热点，遍地是土豪劣绅反扑的血雨腥风，又处处都隐藏着农民待发的积愤。“红旗卷起农奴戟”的起义时机，终于来临了。起义出身的农民，已经与官府和土豪结下了血海深仇，再无退路，加之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因而在后来异常艰苦和漫长的征途中能坚持战斗到底。根据这一经验，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以农民渴求得到的土地和发动对地主的斗争，来动员贫苦的乡村群众。
绝对领导的威力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在文中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在中国的农村存在，首先是“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则是城市的生存要佳靠农村（主要供给粮食），农村的生活却基本不依靠城市。再加上大革命的影响，共产党在农村残酷的阶级压迫中唤起贫民、农民，这样，所以“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但在农村建军，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军队的领导问题。
旧式农民武装和旧军阀部队都是靠首领的个人威信来领导，靠金钱薪饷凝聚，意气相投就来，意向不合便反戈，一旦发不出饷或生活太苦就会有大批逃亡或出现整体散伙。1927年9月末，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这次改编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却体现了两项基本原则——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主义。从此，这两项原则却成为两个强大的武器，为摧毁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党管军队而不是长官个人领导军队，党委决定部队的一切，决定了所有的“长”都要执行党委的指示。当时黄埔二期生余洒度是秋收起义时的师长，算是军事上的最高领导，黄埔三期的苏先骏原为团长也是重要人物，他们反对上井冈山的主张被党委否定后，想拉走部队就没办到。
若看一下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史，部队大都是兵随将走，一个将领倒戈通常即可拉走整个部队；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史上，凡是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制度的部队，就绝无此种现象。例如，张国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义统辖部队时，可以指挥为数几万人的整个红四方面军。当他一旦丢下共产党的旗号公开投向国民党时，却只落得孤身一人狼狈逃走。张国焘叛变时蒋介石曾欣喜若狂，并从旧军队兵随将走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要戴笠很好地加以运用，以对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拉拢策反。可是，到头来费尽力气也拉不出一连、一排、一班，毫无所获。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威力，在这一点上被充分体现出来。几十年后，三湾改编时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在回忆录中曾总结说：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民主主义改变部队面貌
三湾改编的一项关键性措施，是扩大了党代表的范围，将其建立到连一级，从而使党代表制度深入到基层。尤其是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直接掌握了士兵。在军中实行党代表（或曰政治委员）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本起自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全面实行了这一制度并将其传到中国。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普遍建立了党代表制（团一级称为政治指导员，团以下则无），可是当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监督军事首长执行党的决定。国民党军后来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政训人员实际上就是监军兼政治特务，结果在军中为官兵所深恶。这种扭曲了的党代表制和政工制度，到头来只能走向它的反面。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要求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满脑子旧军队习气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军官违法，由士委会处罚，那成何体统！”“官兵起居相同，待遇一样，那要官作甚？自古官兵有别嘛！”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打破这种旧“体统”的方式，成为跟旧军队传统实行决裂的大胆创举。
1928年入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况是：“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5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2角即一律2角，4角即一律4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这种看似生活小事的举措，却以示范作用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第一大难事就是经费没有来源。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他和许多领导同志当时都对毛泽东的决定感到很吃惊。直至1980年，黄克诚在针对社会上否认毛泽东的思潮有感而发的讲话中，仍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建军道路上进行开拓的伟大意义。他对此回忆道：
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
为了保障红军士兵的民主权利，也就是最基本的人权，毛泽东还坚决废除了中国旧军队流行千年的体罚制度，干部不许打骂士兵，不许枪毙逃兵。革命靠自愿，如果当兵吃不了苦可以回家，只要不带枪不投敌就不枪毙，这样反倒没有多少人跑了。
正确的“利益驱动”
蒋介石很爱开办军校和训练班，又经常亲自讲课，他的一句名言是“打仗就是打将”。毛泽东同样也注重开办学校并讲课，但他强调“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兵民是胜利之本”。一个是注重“将”，一个是注重“兵”，结果“兵”赢了“将”。蒋介石一直非常注意笼络军官。可是，他没有那么多钱收买兵，抗战前募兵时便常常欠饷，到抗战期间和随后的内战中主要用绳子捆绑的方式“抓壮丁”。士兵心怀不满，打仗时自然不肯拼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勇气显然远胜国民党军，那么，共产党靠的什么呢？传统教材往往回答说是靠政治觉悟。回答得没错，不过觉悟不是抽象的，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物质科益来保障的，按现在的习惯语言就是“利益驱动”。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古代和近代军阀都强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从来不搞金钱悬赏，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所获的奖励只不过是每人一套新的列宁服。毛泽东激励官兵的制度，就是通过土地革命让贫苦农民摆脱压迫并获得最想要的土地。土地，代表了农民祖祖辈辈的长远利益，为此而战的人纵然自己牺牲，家人仍然可以享受土地革命成果，同他们一起的乡亲以及其他受苦人（按当年的话讲是“阶级弟兄”）也能得到解放。于是，当年解放军指战员的口头禅就是“战场牺牲，革命成功”。根据地内哪一家的儿子献身，门口就会挂上“光荣烈属”的牌子，家人处处受到优待，老区群众也习惯把谁牺牲了说成谁“光荣”了。于是，这支不发饷的军队的勇气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解放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官兵把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阶级利益相结合。解放后动员出国抗美援朝，口号也是“保家卫国”，把保卫自己家庭放在第一位，这恰恰合乎中国人“家本位”的传统观念。
全国解放后，社会制度的改变使许多过去的动员口号不能再用，讲利益驱动需要新方式。当不再强调“阶级斗争”时，军队讲利益，关键就是强调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相结合。例如，驻守风雪边疆的官兵在个人利益上作出了牺牲，不过他们懂得“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保大家”，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他们自己乃至家人才有了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正确的利益观！从过去到现在，解放军就是靠这个激励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