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文摘
题目：“坐”岂能“大”——徐焰军史再解读之五
作者：徐焰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五月上，第66～70页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甚至一些媒体上出现过一种现象，那就是过分强调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忽视甚至贬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在敌后战场的努力及对抗战全局的巨大贡献，甚至以当年国民党的口气，批评中共“游而不击”“乘机坐大”。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敌后坐是坐不住的，只有不断地游击，才能生存发展——国民党军不算，日伪军难道会让中共“和平崛起”？
两种持久战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就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题为《论持久战》的讲演，认为抗战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至1938年末，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经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依托各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日军刚刚从国民党军手中占领的广大地区，八路军能很快建立抗日根据地，将后方变成了新的前线——这堪称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看到自己后方占领区内的严重威胁，1938年12月，日本大本营确定了《大陆命第241号》和《陆军支那作战的指导》，要求在华日军担负两种任务：一方面在正面向国民党军进行“压制作战”，一方面在后方主要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治安战”（又称“肃正作战”）。至此，日本方面迅速解决“支那事变”的企图完全落空，不得不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持久战。
其实，当年国民党也提出过持久战的原则，许多人都想到过，对付日本要用“拖”的办法。1937年8月上旬，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时，便准备以持久抗战为方针，不过，他们又心存侥幸，盼望能在国际干预下迅速解决问题。“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蒋介石说：“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后来，淞沪抗战失败，美英苏又都未介入，蒋介石就想通过节节抵抗，把全部军力逐渐西移，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根据地。只是，这一构想虽然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却丢弃了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并不利于持久抗战。国民党所谓的“以空间换时间”就变成一种消极的拖延战术，甚至成为某些将领丧师失地和军事失败主义、逃跑主义在理论上的借口。
同样是打持久战，中国共产党越打越强，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意志却日益削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战略在本质上有着重大差别。从1938年年末至1944年春天，在从内蒙古河套至两广的数千公里的正面战场战线上，日军每年只发动一两次“活塞式攻击”，即每次出动一两个或几个师团，打击一个当面战区的国民党军，掠夺一些物资，然后撤回原防地。国民党军队则基本上是消极坐守，打一些防御性的会战（除了为打通国际援助运输线，而实行过唯一的一次反攻缅甸北部和滇西的攻势外，从不发起进攻战役）。由于中国战场激战减少，1940年以后，日军在中国关内的兵力由1938年的85万人减少到60余万人。不仅如此，在中国战场的日军，也只有一半用于同国民党军正面对峙，其余则用于“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就是说，拥有400万军队、2亿人口以上的大后方，并得到苏美英16亿美元援助（这一援助额相当于抗战前4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总收入）的国民党当局，却在抗战多数时间内只牵制了不过30余万日军！
国民党在敌后待不住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共产党则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一些西方人士则利用这些材料，再加上自己的偏见，大力贬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的确，敌后解放区没有打过大的战役，但在数十省范围内全面而又广泛地开展起游击战争，到处袭击和零星地消灭日军，对抗战全局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能拖住侵华日军半数左右的兵力，对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此外，中共军队不像国民党那样去打大规模的会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本没有条件打——没有火炮、连子弹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只能积小胜为大胜。“游而不击”而能“乘机坐大”的说法，则根本违背了战争的基本准则，因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在日本侵略者后方开创广阔的根据地并坚持下来，要面对无数的“扫荡”或“讨伐”，是一件极其艰苦卓绝的伟业。一句话，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战争初期国民党留在敌后的军队比共产党挺进日军后方的军队要多得多，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在敌后生存。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针。看到八路军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会上马上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也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
国民党先后有50万以上的军队进入敌后，但这么多的国民党军的游击战却没有打成。为了训练游击战的干部，蒋介石于1939年在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要请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所率的一批八路军教员任课。共产党的教员们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战的根本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的例子。国民党军官兵听后无不叹息——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国民党在敌后的部队建立不起根据地，向民间掠夺则更结怨于老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真的陷入“游而不击”、东躲西藏的状态之中，时间长了也不是办法，有的就逃回了大后方，有的则投降日本当了伪军。如庞炳勋、孙殿英等部就投降了日伪当局，被改编成汪精卫政府指挥的伪军。此外，还有部分国民党军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又遭到消灭。这样，1943年以后，日军后方的国民党军就基本没有了。
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
进入1940年夏季，中国抗日战争仍处于战略对峙阶段。此时法西斯德国横扫西欧，法国沦陷，英国因自顾不暇急于在远东对日妥协，不愿支持中国抗战。日本利用这一有利国际形势，派兵进入越南，并同国民党当局在香港进行秘密谈判，条件是重庆当局承认伪“满洲国”、与南京汪精卫政府合作，从而换取日本从关内基本撤军（却仍要保留几个沿海要点）。中国进行的艰苦抗战，面临着中途而废的危险（随后国际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美国因在太平洋上同日本矛盾激化，又支持国民党重庆政府继续抗战，日蒋秘密和谈便无果而终）。
为振奋全国民心，制止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妥协，经彭德怀主持的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提议，并得到延安总部同意，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29师、第120师发起了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当时称为“大破袭战”。战役发起的第三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对外称为“百团大战”。
八路军的破袭攻击持续至9月10日，蜿蜒200公里的日军“钢铁封锁”线——正太铁路，被八路军破毁了三分之二以上，沿线大部据点被攻占。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作战记录》中承认：“此次奇袭完全出于我军预料之外，损失重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金。”由于损失太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后将每年的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9月16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第二阶段作战命令，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内之日军据点。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增援迅速，八路军技术装备差，缺乏攻坚手段，攻坚战斗打得十分困难。当时重点攻击的4座县城，除榆社得而复失外，其余县城均未攻克。此后，华北日军展开疯狂的报复性“扫荡”作战，八路军主力退到根据地内部，进行了反“扫荡”的游击战。
总计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铁路交通线，也拔除了敌人深入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彻底破坏了敌重点掠夺的井陉煤矿。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于是，从华中又抽调2个师团到华北加强“扫荡”。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百团大战”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苏联《红星报》评论：“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争取最后胜利而战，依然表现最大之决心而不能动摇。”
八路军的弹药消耗比
当年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后来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是：“从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估量，我认为，这次大战是不应该否定的。当然，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有教训。辉煌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问题在哪儿呢？主要是以当时八路军的实力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水平，发起这样一场以攻坚为主的作战，超出了自身的作战能力。当时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攻击日军的坚固据点时，八路军因缺乏火炮，主要靠送炸药包、爬梯子，损失不小而战果有限，一些部队就此伤了元气，给后来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现代社会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追述战争史同样需要如此。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时，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枪，还有些人扛着长矛，每支枪平均又只有30发子弹，随后因耗多补少还普遍达不到这一数字。解放区枪支弹药的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名副其实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由于日军极为凶悍，即使被包围也往往会顽抗到最后一枪一弹，打伪军时缴枪缴子弹才多一些。后来解放区兵工厂也生产少量子弹，却主要是靠拾回的弹壳复装，质量很差，只有手榴弹、地雷能依靠自产保障。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直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以游击战为主，主要打能有俘获的伏击战、袭击战。
抗战期间敌后各根据地分散作战，弹药随缴随补随耗，没有准确统计。不过，通过各战略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可概略估算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子弹总消耗量在3000万至4000万发、手榴弹约800万枚（当时火炮极少可忽略不计）。除去反顽（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作战的部分消耗，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伪军的战果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军消耗约30发子弹、7枚手榴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一些主要战斗统计，也证实了这一消耗量估算基本准确。如“百团大战”的上报统计数字可以算出，毙伤一敌平均只消耗子弹27发、手榴弹5枚。新四军歼灭日军最多的一仗——车桥之战的统计是：毙伤日军465人和伪军483人，共消耗子弹9993发，平均杀伤一敌只消耗12发子弹，是效用比很好的一仗。
中共在敌后战场弹药消耗比例之少，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因为一战中参战国平均毙伤一名敌军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在二战中，这一数字是5000发。后来，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将这一数字升高到2万发，到了越南战场更是升高到了10万发。这样的仗中国人打不起，抗日战争中的敌后解放区军队更打不起。所以，“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对日军作战又全面采取游击战作战。
正规军的“地方化”
进人1941年和1942年，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当时，华中的新四军遭到日军和国民党的两面夹攻，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则要面对日军“强化治安”的攻势。由于“百团大战”显示出八路军的雄厚力量，侵华日军在1941年至1943年内将后方“治安战”当成作战的重点。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任“北支那方面军”总司令后，“扫荡”更加频繁，仅1942年内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就有77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5次。
富饶的冀中平原战略位置重要，一直是日军的心腹大患。冈村宁次为了消灭冀中八路军主力，从1942年5月起，组织日伪军近10万人（其中日军5万人），对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冀中部队损失重大，被迫向平汉铁路以西突围，群众伤亡也很大，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冀中大扫荡还未结束，冈村宁次又命令驻山西的日军，对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师部所在地进行突然袭击式的大“扫荡”。日军还挑选了200多精悍官兵组成“挺进杀人队”，伪装成八路军，分两队昼伏夜行突袭八路军首脑机关。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总部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除破坏抗日根据地外，日军还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在许多地方制造“无人区”。
到1942年末，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两年前的8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军队供应陷入困境。八路军部队因粮食不足、油盐蔬菜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有时只好剥树皮充饥。由于当时饥饿的老百姓也靠扒榆树皮吃活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还专门下令部队不许扒榆树皮，以免与民争食。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毛泽东形容当时的情景是“鱼大水少”，即缩小的根据地难以再供养原有的军队。
1942年，中共采取了“精兵简政”的办法，减少过去庞大的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将部分病残人员和体弱、年纪小的人复员。通过精简，华北的八路军从原有的40万人减少到30万人。保留下来的许多部队，也实行了“地方化”，即把原来的旅改成军区，团改军分区，营改成县大队，暂时不搞集中作战，而分散到各地游击活动，有些单位索性不发军装穿便衣。这样，原来的野战部队一时变成了地方部队，同当地群众、民兵更好地打成一片，既便于就地供应，又便于在当地展开游击活动。而日军对八路军这种打法则更为头疼。日军哀叹：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当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