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风自陇西起——从地缘看秦的崛起与统一
作者：王伟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一月下，第9～12页 地缘之利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秦始，中国的朝代更迭大抵以合为始，以分为终，中间则多是人命贱如草芥的乱世。而其间的统一更被视为“征服”的产物，是“打”出来的。
依此将中国至唐朝以前的历史做简单梳理，不难看出：得关陇者得天下，周灭商，秦灭六国，刘邦灭项羽，李唐统一天下……这些力量的崛起，几乎都是以居于西北的关陇地区作为根据地最终夺取天下的。何以至此？借战国时代范雎游说秦昭王时说过的一段话便可高度概括：“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史记》卷七十九范雎列传）
关陇地区在地理上是一种半封闭式的结构，一系列山脉和环绕的黄河构成了这一地区的天然屏障，而函谷关等关隘则提供了穿越山脉的战略通道。在屏障之内有肥沃的土地、完善的水利设施以及充足的人力资源，那里的经济基础在当时足以支撑起一支在乱世中可一统天下的武装力量。如果取得这块土地，只要守好几处关隘，在大乱时便可一边静观其变，一边安然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可挥师东进，等待你的是连接南北富庶的中原地区，以此为前进基地，可轻松向四面进兵，如果不走运打了败仗，只要逃回来，凭地形之险仍可度过危险期，然后择机再次打出去……
如果居于中原或江南地区，由于交通便利水土环境俱佳，那里的确会比关中更加富庶，但在军事上交通便利也意味着缺乏地理屏障，在交战中难免四面受敌。因此，这些地区的富庶只能算是肥大，而难称强大。譬如南京，水陆交通虽然便利，经济亦发达，但抗冲击的能力并不强，从军事防御上论，只能说相对于江淮其他城市条件要好一些，但与西北地区相较仍是易攻难守，明代建文帝被燕王朱棣夺了江山便是一个实例。抗战时期，淞沪会战一败，南京顺势就丢了，除了国民党政府自身问题外，缺乏地理屏障也是一个要因。
如果四周地形过于险要，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譬如现在的四川。那里虽然同样有山峦屏护，但地形上较关中又太过封闭，进出交通困难，且地理上远离中原。综合而论，这个地方可在战乱时避祸自保，龟缩一时尚可，但时间一长，川蜀之外的国土如果都丢光，那这个地方终归是守不住的。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刘备的蜀汉政权便是以川蜀为根据地，其政权稳定下来后，各种弊端也显现出来——交通不便，导致出蜀作战后勤补给困难；大族凭借环境闭塞搞事实割据，土皇帝比比皆是，导致政令不畅、内耗严重，而这就注定蜀汉在当时难有作为。
如果对手居于更靠西北的地区，双方虽然都没有太多地理屏障，但关中以西资源过于贫乏，且由于远离中土文明，民风彪悍但缺乏组织性，虽可常发起袭扰，但很难实现彻底翻盘。譬如先秦时代的戎狄，后来就成了秦军的长期“陪练”。反观，稳固关中，也是稳定中国西北边疆的大前提。 历史的巧合 人们形容历史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么一个词——“历史舞台”，而中国的这个“舞台”却并不怎么平整（平原和丘陵只占总面积的22%）。由于“舞台”的构造是独特且固定的，因而要在上面“起舞”，许多套路也是固定的——比如周王朝的崛起便与秦十分相似。
周最初是居于西北部的游牧部族，大约在商代初期，周人从现今的山西省东南部地区迁入关陇之地（准确点说，大致是在今天陕西省邑县一带），其生产方式也随之由游牧转变为农耕。自迁入新地后，周人就不断遭到更靠西北地区草原部族的袭扰，周人不得不继续向东远迁至渭水流域的周原。而周人意外地发现，这里的土地、水源都远好于他们最初的领地，显然，他们已经踏入了形胜之地。
此后，周与居于他们东部文明程度更高的殷商形成了比较松散的臣属关系，《后汉书》就有商与周彼此联姻的记载。在这样的地缘政治框架下，周成为商与西北部族之间的屏障，而商则是周抵抗部族入侵的后方依托，同时周也从地处中原的商人那里汲取到了更多的文明元素。与此同时，周与商又是彼此潜在的敌人，在商王文丁时代，由于周的实力极具膨胀已让商感觉到了现实威胁，最终文丁派兵杀掉了周的首领季历，双方关系第一次破裂。当然，双方关系最终得到修复，除了各自利益的考量外，周所处的关中之地，也决定了商即便拥有更强的军事实力，仍难以克服地理上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周商始终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此间，商王帝辛（也就是商纣王）囚禁了周王姬昌，之后又将其释放，而这，不过是商周矛盾关系的再次体现而已。
姬昌回归周地后，周人利用商周间的再次平静，开始非常低调地扩充自己的实力，首先是吞并了对商而言并不敏感的犬戎、迷须等更为落后的西部蛮荒小国，接着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东方蚕食商外围的属国，如耆（今山西长治附近，有意思的是，这里距离后来引发秦赵长平之战的上党地区非常近）、邘（今河南沁阳）、崇（今陕西户县，也是西周都城镐京所在地，《封神演义》中的崇侯虎就是崇的国君）。至此，三分天下周已占其二，商周间的实力对比彻底出现了逆转。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人利用商的精锐部队征讨东夷叛乱之机，向内部空虚的商发动了最后决战，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牧野之战，纣王帝辛自焚于鹿台之上。此后，周王朝建立，中华文明进入天下共主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几百年后的秦人在立国之初，也遭遇了与周人非常类似的过程。随着西北戎狄袭扰的不断加剧，位于镐京的周王室日渐式微，对各诸侯国的节制能力大不如前，最终犬戎部族再次袭击镐京时，各诸侯国都选择了袖手旁观。镐京被毁之后，周平王在秦部族的护送下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为此秦人获得了建国的赏赐。巧合的是，秦人最初也是为周人养马的游牧部族。而周王室给秦人的这一封赏的含金量并不高，崤山以西的西周故地，在当时时刻面临戎狄的袭扰，秦国立国之初，几代君王都是在与戎狄的战争中战死。也正是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尚武、敦厚、务实的文化传统，从而迫使秦地的各个氏族更加强调组织的一致性。秦人的这些特质，亦成为后来商鞅变法的先天条件所在。而这些特质，在周人身上其实也能找出一二。 综合为本 秦的崛起始于秦穆公时代，与周的策略一样，秦把自己国土的主要扩张方向选在了西方，通过不断征服戎狄等部族扩充土地和人口，同时也增加国家的防御纵深。与此同时，秦与东方的“超级大国”——晋，也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两国联姻联出了“秦晋之好”的典故，而另一方面，秦晋数百年的冲突不断，譬如著名的秦晋崤之战。一直到战国时代，晋已被国内贵族一分为三，秦与三晋（韩、赵、魏）的关系依然处于这种动态平衡之下。与数百年前的周与商类似，这其实就是一直基于地缘政治的周期性和平。
然而，上天是不会把所有好事都赐予一个地方的，或者说地缘并非是万能的。地利优势归根到底是“剑”而非“盾”。再坚固的天险、再肥沃的土地，如果交给无所作为的人，那它们还是无法保你万世的太平和富足，相反这些好东西会让你成为别人的目标。仅仅把形胜之地作为一个遮风挡雨的乌龟壳的话，那么无非是让躲在里面的人多活片刻而已，而如果把它作为一柄利剑挥舞起来，那么所解决的并非仅仅是生存问题，而是会成为一统天下的王者。从历史角度看，所谓形胜之地，在“亡”与“王”之间仅仅一线之隔。
在秦穆公之后，秦的历史进入了长时间的低潮期。穆公时代的强大，完全是基于秦穆公的个人权威。而在穆公的光芒之下，则是各个氏族在其封地内各自为政，氏族间矛盾重重，内斗时有发生。民风上私斗、人殉（在秦献公时代被基本废止，代之以陶俑）这样的陋习无端消耗着宝贵的人口资源；经济上，氏族各自为政，导致秦境内缺乏统一的水利调配，土地灌溉无法保证，作为基础的农业无法保证。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甚至没有自己铸造的钱币，市场上要么以物易物，要么使用山东六国的钱币，将铸币权拱手让人，工商业无法兴旺，而秦国的税制也十分落后，国家对于税收缺少定制，财政缺乏保障……
这一系列问题仅仅靠关陇形胜之地是无法抵消的，秦国的国力在内耗中不断走下坡路，“三家分晋”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白白从秦人眼前溜走。相反，在战国初期，魏文侯魏斯任用了法家的李悝进行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变法，战国变法大潮由此起始。李悝废除了大量贵族特权，拓宽了布衣子弟的上升通道，以募兵制组建了直属于国君的国家军队，以此替代了贵族的私兵，之后又任用大将吴起，进行了军事改革。自此，魏国的国力得到强化，国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举国体制，虽然对比后世的商鞅变法这个程度非常有限，但用来对付当时的秦国已经足够了，毕竟关中地区的肥美以及可观的战略纵深对任何人都极具吸引力。在秦魏交锋中，秦丢掉了河西之地（今山西、陕西两省之间黄河南段与北洛水之间的区域），丧失了战略屏障和防御纵深，而秦与中原的通道也被完全切断。从此，秦魏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拉锯战。前面说形胜之地好比一柄利剑，但此时的秦人，是无力来使用它的，相反要为它而承受来自东方的无休止的军事入侵。
直到公元前356年，年轻的秦孝公嬴渠梁，利用秦魏又一次罢兵停战的稳定时期，与来自魏国的商鞅一同在秦国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极为深彻的变法改革。旧有的贵族分封制度被完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官僚，秦国形成了以官治民、以法治官、君王护法的政治结构。在当时，此举既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公平（同时期的古罗马还是奴隶社会），又实现了中央集权，使得国家资源被高效调配。商鞅对秦的币制、税制、官制、军制、爵制都进行了彻底改革，从此开始，这个邦国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置于一个可以精确量化评判的标准之下：爵位、财富、地位的颁赏，只能基于看得见的军功、农功（按照秦法中的农爵制，地种得好同样可以获得爵位）和政绩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道德说辞；非功即罪（山东六国则普遍是无罪即功，因此官员普遍乐于混日子）、轻罪重罚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惰政和违法犯罪的成本；军事上，废除私兵，以军功制、连坐制等明晰战场奖惩，以法律的形式推行兵器制造标准化，并通过“物勒工名”保证武器装备的质量……
由此，关陇这柄“利剑”开始被秦人拿起来，之后在秦惠文王嬴驷时期，秦完全收复魏文侯时代的东部失地，之后向南攻占了条件优越的巴蜀地区，将这里变成了秦的战略后方。然后依托天险，不断向东方发起进攻，以蚕食的方式逐步攻占六国土地。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后，六国中最后一个强国赵也被彻底打垮，由此大势已定。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嬴政最终完成了华夏的统一。
而秦波折的崛起过程，也绘制出此后数千年统一天下的一种范式——要取得一块可攻可守、可治可养的根据地，要能打破小集体对权力的局部垄断，以权力集中做到资源集中，以资源集中做到分配公正，以分配公正实现上下一心。后世历朝历代，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