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庚子赔款亡大清
作者：郭烨旻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二月上，第81～84页
中华民族在熬过了灾难般的19世纪后，又带着莫大的屈辱与痛苦进入了20世纪！等待晚清政府和他的子民的，是一张数字愈发巨大的战争赔款清单。庚子赔款，将晚清政府直接推向灾难的深渊…… 辛丑赔款四万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义和团运动席卷中国北部，列强以护卫侨民为由谋划对中国新一轮侵略的时候，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发布了一道既含糊又干脆的《宣战诏书》。谓其含糊，是因为这道诏书根本没有提到对哪个国家宣战，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也不是日本；谓其干脆，则是因为大清帝国在诏书中的战争指向，竟然是两个字：“彼等”——换句话说，“天朝”将要向它面对的整个外部世界宣战了！如此惊人的“大气魄”，吓得以李鸿章为首的南方督抚，一致以“乱命”为由拒绝执行。其时，在八国联军攻势面前，清军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在过足了嘴瘾之后，只得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帝国的中央首脑40年内第二次逃离它的首都北京。
一年后，大清帝国终于与列强达成和议。1901年9月，与列强签订了堪称奇耻大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以此为“回銮”的代价。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其时，坊间流传一种说法，当时中国人口4.5亿，列强之所以规定4.5亿两赔款，为的是“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当然，这不过是后人的附会。其一，当时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恐怕清政府自己也不知道，更不用说洋人了。上面提到的对“彼等”宣战的诏书里，用的数字是笼统的“四百余兆”，也就是4亿出头。与此相印证，9年后的1910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在一篇鼓吹袁世凯是“唯一的能够挽救形势的人物”的文章里，使用的中国人口数字是四万万，即4亿。其二，列强确定的赔款数额，是“狗咬狗”之后妥协的结果。按照英美法德日俄意奥这八国联军，以及未出兵侵华的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等“打酱油”国家提出的原始赔款数字，足足比最后确定的4.5亿两多出1000余万两。美国和英国坚决反对赔款总数“超过中国的支付能力”，避免杀死中国这只“下金蛋的母鸡”，而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替他的“大洋舰队”计划筹措资金，则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最后双方妥协，各国对各自要求赔款额按比例削减，这才有了4.5亿两这个数字。
反正“战则败，败则和，和则赔”，已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对外战争的“例行公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大清帝国的第一笔对外战争赔款，居然不是1842年《南京条约》里向英国人赔偿的2100万银元（1银元=0.71两白银），而是半个世纪前的“乾隆盛世”，赔款对象也不是什么“大不列颠”“大法国”，而是小小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公元1788年，廓尔喀军队入侵中国西藏。待清军主力千里迢迢从四川入藏增援时，廓尔喀军队已经大掠而去。而西藏地方官员在急于班师的清军前线将领的支持下，向廓尔喀赔款300个银元宝，总计15000两白银“赎地”，换取廓尔喀不再入侵。更有甚者，由于仓促达成的和谈中未明确是当年一次付清，还是年年都须向廓尔喀赔款300个元宝，1791年8月，廓尔喀军队卷土重来，抢掠班禅驻锡地日喀则，全藏震动。乾隆皇帝不得不派出爱将福康安，率军越过喜马拉雅山远征尼泊尔。一场世界屋脊上的较量后，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廓尔喀被迫求和，这笔赔款的糊涂账才算了结。然而，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不仅把驱廓保藏算进“十全武功”，还把这场战争一拆为二，算成“两平廓尔喀”。 掠去中华亿万银 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仿佛中国遍地白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般。然而，“地大物博”的中国，恰恰是一个银矿贫乏的国家！据史料记载，大明天顺4年（1460年），云南省的白银产量才10万多两，这个数字已占到全国银产量（18万两）的二分之一强。18万两是什么概念？明代的度量衡制度，16两为1斤，1斤折合现代596克。18万两，也就是区区6.7吨。整个帝国的年产银量，今天用一辆东风箱式卡车就可以全部载走了。到了清代，由于“银之行用日广，煎炼日多，地宝之泄日甚，则矿砂有时或竭”，银的产量更是日渐衰减。之所以乾隆时期还能做到国库存银一度高达7000万两以上，靠的是从明代后期的“隆庆开关”（1570年）起，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保持了长期顺差，从中赚取了大量舶来的白银。在200多年的贸易中，粗略估计，有大约4.5亿两白银净流入中国，其中仅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长期的贸易逆差中就被中国用丝绸茶叶瓷器换走超过3300万两白银！
可叹的是，中国老百姓数百年来胼手砥足换来的“白银储备”，从鸦片战争开始后，便不断以“战争赔款”的形式被列强夺走。从《南京条约》开始，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银元2100万元）、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白银1600万两）、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赔款（白银50万两）、1881年中俄《改订伊犁条约》赔款（俄币900万卢布，合白银500万两）、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赔款（白银2.3亿两）、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赔款（白银4.5亿两）……近代中国在战争赔款中，付出了不下10亿两白银！马克思曾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中写到：“英国强迫中国必须偿付这次战争（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费用，这些费用，按照英国自己现任大臣们的意见，是由它自己的海盗行为引起的。”
帝国主义通过战争赔款对中国财富无止境的榨取，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民穷财尽、国势衰微。 天量赔款何处寻 八国联军侵华的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因此，第二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又被称为“庚子赔款”，或者简称“庚款”。这笔巨大的赔款彻底摧毁了大清帝国的财政，以及其后任何复兴的希望。
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末期，清廷财政虽历经数次危机，但都能意外地绝处逢生，渡过难关。其总收入较以往还逐步有所增加，到70年代同治末年，清朝年财政收入突破6000万两白银，较之鼎盛时期的“乾隆盛世”的岁入4000多万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到了90年代，清廷岁入已达8000万至9000万两，比100年前几乎增加了一倍。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除清王朝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充实国库外，主要是新税增额和近代工业开始有了进项所致。譬如光绪20年（1894年），清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商税4项，即杂税、榷关税、厘金、新海关税的总和达4370万余两，占全部年收入的57%！因此，清政府大抵还能维持财政上量入为出的“小康”局面。
然而，《辛丑条约》签订后，按照条约规定39年还清，本息相加总额变成9.8亿两，每年都必须摊付2000万到3000万两不等。如此一来，清廷的财政立即出现无法挽回的赤字。在清朝的最后10年，每年的财政都入不敷出，只能剜肉补疮。到1910年，清廷的财政赤字高达7000万两白银！可以说，《辛丑条约》不仅把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庚子赔款”更让清政府“百事俱废，专凑赔款。将兴学练兵，农工商务，一切养民治民卫民之自强要政，概行搁置不办”，使得清政府“民心日涣，士气日离”，连维持自身统治都变得愈加艰难。
由于签订《辛丑条约》的帝国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对清政府作出明确规定，即此次赔款须中国自筹偿付，不得外借洋债。在赔款无处筹集，又急不暇待的情况下，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只好硬性摊派。简而言之，就是将每年应赔之款分到各省，并严令各省“不准丝毫短欠，致生枝节，倘若因循迟误，定惟该将军督抚是问！”譬如1902年摊派给各省大约1800万两的赔款，其中江苏（当时包括上海）一省就摊到250万两，浙江、广东省的“份额”也都在160万两以上。而自从太平天国起义后，就已经习惯跟清廷讨价还价的地方大员们也心里有数，拖欠上缴朝廷的赋税并不会怎么样，但给洋人的赔款却是万万拖欠不得的。“洋人不高兴，后果很严重！”“老佛爷”是断不会吝惜用督抚们的顶戴花翎乃至脑袋，来避免“友邦惊诧”的——依照洋人们在《辛丑条约》里提出的要求，那些上了刑场或是“被自杀”的朝廷大员，甚至包括皇室宗亲就是前车之鉴。 竭泽而渔亡大清 为了筹集清廷强行摊派的巨额赔款，在大幅提高原有“田赋”“厘金”的税率外（海关由于总税务司一直被外国人控制，无法上调关税税率），在20世纪最初10年，各地方督抚们充分发挥了税种创新的想象力，新增税种多如牛毛：买酒要交“酒捐”；买粮要交“粮捐”；连把银子兑换成铜钱，也要交“膏捐”。福建和浙江省甚至发明了早期的“物业税”：有房产的人每年都要交房产价值十分之一的“房捐”……重税虽然暂时应付了赔款，却使得清廷民心尽失。山东莱阳百姓在抗捐誓言中已经一针见血地提出：“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决死！”而被摊派到赔款大头的江浙、广东，也从“人文渊薮”“财赋奥区”一变而为前仆后继地反清斗争的大本营。
清廷预感大难将至，为了镇压人民反抗，急于添练新军。1903年，作为“新政”中的重要举措，清政府设立练兵处，计划在全国建立36镇（即师）的新军。昔日以八旗武力起家的清廷，此时却是日薄西山，甚至连这样一支性命攸关的军队也已经无钱建立了！
当时，每设陆军一镇（兵将共1.2万余人），各项新式武器设备及雇用洋员等所需经费，约白银100余万两，一镇的常年经费又在200万两左右。要建成36镇，起码需要1亿两白银！可想而知，这是背负着赔款重负的清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连清政府为拱卫京畿而建立的，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重点关照的“北洋六镇”，也拖延到1907年方才成军，其余的30镇新军更是直到辛亥革命清朝统治被推翻时仍未完全建成。而隆裕太后在1912年2月颁布了退位诏书后，便带着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躲进了紫禁城，把已是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与不堪重负的庚子赔款，都留给新生的民国政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