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敌后战场制胜之法
作者：川川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3年六月上，第63～66页
敌后战场的抗日戏是国内抗战影视剧里的重头，也是被网友“吐槽”最多的。各种神功层出不穷，好像全民族的抗战史都是由金庸、古龙这样的武侠作家来编写的。的确，在敌后战场，抗日军民用智慧创造了许多巧妙的战术，并经实践检验而成为经典。但这些战术不叫“功夫”，它们有完整的体系、严密的实施，更重要的是有万人同心的群众基础。它们的确存在，但从没有轻松地存在过。 以小牺牲换取大胜利 全面抗战初期，目睹正面战场惨重损失的国人，对于奔赴抗日前线的红军（1937年8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10月江南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确有一种“小牺牲换取大胜利”的期待。《大公报》1937年10月21日曾报道：“一般人对于红军过去作战的持久性和他们战术上的特殊优点，就是以小牺牲换取大胜利的游击战术，都抱着一种热烈的希望。”
翻开史册，从敌我伤亡的比例来看，全面抗战的早期，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确已能够如国人盼望的那样，“以较小的牺牲来换取更大的胜利”。1939年6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发表的《八路军新四军两年来的战绩》一文。文中提及“根据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华北参加抗战两年来的战绩统计”指出，抗战2年来，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华北与日伪军作战，“毙伤敌军达8.05万余人（俘虏敌伪军1万名在外），而我之伤亡则为5.6万余人（游击部队及地方武装的伤亡不在此内），敌我伤亡为1.4：1（我伤亡1人，敌为1.4人）”。文章里“又据新四军去年作战的统计”，指出新四军抗战之初的敌我伤亡比例：“从参加战斗至去年年底的6个半月中，我军共伤亡664人，敌人伤亡了3232人，敌我伤亡对比是4.7：1（编注：原始资料计算有误，应为4.86：1）。”文章最后还得出结论：“由此，又不难想象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之成功。”
敌后我军以较小损失取得较大战绩的局面，从抗战初期一直持续至抗战后期。1944年8月22日，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公布7年来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大小战斗91549次，毙伤日伪军832815人，我军负伤251513人，阵亡148609人（其中包括团以上干部555人）。敌我伤亡比例为2.1：1。
在此完整统计发布之前的抗战中期，部分敌后根据地的作战之中，还有更悬殊的敌我伤亡比例记录。例如，1941年2月1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表军区1940年战斗统计（包括冀中、平西）：战斗2989次，毙伤日伪军40102名，敌我伤亡比例为5：1。《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初步总结》统计，1941年，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与日伪军作战，敌我伤亡比例为2.66：1，地方部队作战的敌我伤亡比例则为4.32：1。
太行区武装委员会抗战胜利后编写的《太行人民武装斗争经验》，记录了腹地“反扫荡”游击战争几次战况。1942年2月份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5.2：1；5月份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4.6：1；10月份反扫荡，敌我伤亡比例高达7.86：1。这还不是太行区最高的敌我伤亡比例。1943年5月，庞炳勋和孙殿英投敌，日军趁机向太行根据地腹地发动扫荡，根据地为此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反“扫荡”斗争，一度取得了13.5：1的敌我伤亡比例。据曾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到处开展的地雷战麻雀战，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在反‘扫荡’中，太行民兵有14679人参战，作战2255次，毙伤敌伪1902名……敌我伤亡比例为13.5：1……敌人此次夏季‘扫荡’是抗战以来失败最惨的一次。” 正确的战术是关键 敌后战场虽然有悬殊的敌我伤亡比例，但历史文献的记录告诉我们，这些战绩的取得并不是因为我军都是“天兵天将”，更不是因为日伪军都愚笨迟钝。敌后战场辉煌战绩的背后，有两个因素时常被人们忽略，其一是敌后战场大量毙敌的是日伪军，其二是游击战战术的运用自如。
1942年8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在《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记载：“根据一个基干部队的报告，敌我伤亡对比，在伏击战斗中为66：1（即毙伤敌寇6.6人，我军伤亡1人）；在袭击战斗中为2.94：1；在麻雀战斗中，为53：1。”刘伯承同时指出：“不管用哪种打法都要出敌不意，才能在游击战争中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我们在战斗无胜利把握时，必须避免战斗”，可见，伏击战（特指袭击行动之敌）、袭击战（特指袭击驻止之敌）以及麻雀战等正确的游击战战术运用，才是敌我伤亡比例悬殊的原因。当然，根据不同的形势，在不同战法之下，这个比例并不相同。
据1943年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在《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的记述，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主动战斗中之伏击、袭击战斗，“占主动战斗总数的55.75%”，在此历史背景下，“敌我伤亡的对比为2673：1108，即敌人伤亡2.4人，我伤亡1人”。而“自1943年1月至6月加强对敌斗争以来”，晋西北敌后我军伏击战、袭击战“占主动战斗总数的41.25%”，随着伏击战和袭击战比例的大幅下降，“敌我伤亡的对比是1340：825，即敌人伤亡1.84人（编注：原始数据计算有误，应为1.62人），我伤亡1人”。贺龙在这份总结里列举了一些“以极小牺牲，取得了极大胜利”的战斗，继而通过战例的分析也指出：“这些战斗，在战术上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用一切方法寻找、制造并抓住了敌人的弱点，使伏击、袭击、伪装、欺骗等各种方式密切地配合”。战术上“积极性，灵活性与创造性”，表现在“在情况不明、地形不利的条件下不恋战，不与优势的敌人作正面冲突”，“反对不问情况，不讲战术，蛮干硬拼”。 好战术都不那么简单 敌后战场的战术运用，是通过一次次实践与反思后，才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后来的人们却常常以一般经验来想象当年的敌后战场，难免会因不能把握其本质，而认为游击战战术简单随意。事实上，游击战的战术体系是完整而深刻的。伏击战和袭击战等战术自不待言，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的初期，即发表了纲领性的战术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详细论述了各种袭击驻止之敌的战术和打击行动之敌的伏击战术，甚至详细到了分开论述伏击骑兵、汽车、火车、船舶的不同战术要求。毛泽东之外的很多敌后抗日将领，也多有对各种战术的全面研究。如左权先后发表过《埋伏战术》和《袭击战术》，就“突然向正在运动中的敌人发起的战斗”和“向驻止敌人袭击”分别进行过深入的战术分析。
而前述敌我伤亡比例最悬殊的麻雀战战术，今天的人们一般只可以根据历史影像留下的直观印象，将其描述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一般都不会知道，这种描述起来很简单的战术，根本不是随意进行的，它同样有着非常严格的战术实施要求。
刘伯承曾为麻雀战提出了最为精练的概括：“麻雀战就是游击战最小最散的战斗队形。”甚至在麻雀战和地雷战的具体衔接问题上，刘伯承都曾有过明确的指示：“地雷安放最好以伏击配合之（这种伏击是诱伏），或配置监视哨。或在（所）埋地雷的上面伪装埋有资材，然后以麻雀仗（战）的退法诱敌去挖掘使之触发。”曾担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委的黎玉，在1942年6月发表的《论山东军区工作建设的诸问题》中，谈到第七个问题“怎样开展民众性游击战争”时，也专门论述了麻雀战的具体战术要求：“发挥麻雀战的作用——采取宽大正面的配置，要布满山谷要点，前后左右都有几个（即纵深配备）组织稀薄的部队，不分突击（队）钳制（队）和火力（队），三四人一小组，专门射杀敌指挥官，或打敌人的行军。打了就走，再移到敌人后面射击敌人。在敌人大小‘扫荡’时，各个山头最易发挥，青纱帐起，可（埋）伏在高粱地内进行。”
战争不是儿戏，战术更不是。敌后战场我军重视，日伪军更重视。1943年，胶东莱阳伪军治安军107团（这一带的“剿共第三路军”部2个营改编），在“讨伐”时捡到了一本以许世友将军讲授内容编成的《麻雀战术》教材。这让伪军如获至宝，称之为“共匪现时使用之麻雀战术密本”，赶紧翻印成册。伪治安总署《军事月刊》杂志还在1943年第37期，专门刊登这篇《麻雀战术》，供伪军作战时参考。 人民是战争的根本依靠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全面抗战之中，也只有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才可以让正确的战术得以落实和贯彻。这是一个大课题，本文仅以伏击战战术的实施为例来简述之。在敌后战场，我军要成功伏击行军中的日伪军，就必须对日伪军的行军路线及已到达位置有精确掌握。可是我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长期没有电台，战斗中难以进行沟通，更不要说这种“实时”沟通了。怎么办呢？
1941年2月1日，刘伯承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作战时，对于（为）野战军供给情报，非常重要，各地民兵游击小组，在发现敌情时，除飞送情报外，并应以手榴弹、土炮、土枪声音或步枪声追随敌人，以惊醒附近军队。各区村的要点应设置号炮、烟火和腕木（在高地设高竿，高竿顶上有一活动木棍旋转，根据旋转角度之不同规定信号）等通信，敌人从何而来，有多少，我们应如何动作，都规定成符号，先使大家知道，一（旦）得到警报时，就好照着做。”前述1943年太行区反扫荡战斗，敌我伤亡比例可以高达13.5：1的缘由是什么？李雪峰回忆给出了一个答案：“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被设在各地的情报网站及时通报给各级指挥部，游击集团很快组织进攻，使敌人处处挨打，防不胜防。” 
斋藤邦雄的画作 除了我方的记述，日军的记录也可以帮我们重现人民战争的生动场景。日军63师团老兵斋藤邦雄（战后成为日本著名漫画家，担任东京儿童漫画协会会长），曾与八路军战斗多年，他画过这样一幅漫画，可称之为“八路军是这样打仗的”。图上，日军的一个据点遭八路军的猛烈攻击，据点里的日军军官喊：“一定要坚持到部队本部的援军到来，顶住！”但日军的中队见等不到援军，军官很焦急：“本部在干嘛？”而日军部队本部的军官们正看着地图开会。一个军官说，“调不出兵力增援”，另一个军官说，“那也不能看着他们都被杀呀”。在日军部队本部的门口，有一个头上标着“敌军的特工”的中国捡粪农民，在路边田地里还有一个标着“敌军的工作员（侦察员）”的锄地的中国农民，而在日军增援必经的道路两旁，都有八路军的“物见”（即通风报信的设施），道路最窄的地方，两边埋伏好了八路军，一个指挥员还在进行战斗动员，说：“一个增援的日本兵也不放他过去！”
不能不说这个日军记录得详细，因为在敌后我军的抗日战斗中，能与这个记录符合的战例，堪称比比皆是。1940年5月29日，著名的八路军回民支队，由河北衡水县大队配合，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先猛烈围攻衡水县安家村据点（日寇设在衡水县境内的四大据点之一，位于连接冀中冀南的咽喉地带），诱使驻衡水县城的日伪军出城增援，我军则在衡（水）安（家村）公路的康庄至杨家庄一段设下埋伏圈，伏击日伪军的增援部队。据衡水的文史资料记载：战前，衡水县城附近公路那边的麦田之中，我军“从县大队抽出一部分战士，化装成收割麦子的老百姓，一则麻痹敌人，二则便于瞭望，以便及时观察敌人动向”。沿途有这么多漫画里描述的“敌军的侦察员”，气势汹汹的皇军援兵们从衡水县城一出动就被紧紧地盯上。根据中方的记载，“敌人在未进入、远离伏击圈时，不断有人来报告敌情：‘到了后马庄村后了’，‘到了康庄村南了’……”因为群众的信报源源不断，战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战史记录，回民支队一举全歼“日伪军170余人，缴获平射炮1门、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15O余支”（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这种生动的战争细节，在我军的敌后战场上比比皆是，唯有熟悉这样的细节，才会知道敌后军民究竟是怎么打仗的，才会明白为什么一块块敌后根据地，可以在沦陷区坚持下去且不断扩展。但是，这些细节都在厚厚的史料之中，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荧屏、银幕，这不能不让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