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走近闻一多

                　 　                         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走近闻一多   

    人格发展主要探讨随时间流逝和情景更迭，人格是否会改变。究竟是“变”还是“不变”？学者观点不一，争论悬而未决。本文遂以闻一多毕生的人格发展为例，来探究此问题。结果发现，虽然有少量人格特征一以贯之，如认真、专注、果断、积极、热情、快乐，但这些看似“稳定”的特征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异；其更多人格随世事改变，如童年时期的好学老成、清华求学时的独立多才、留学美国期间的孤独反抗、回国七年里的矛盾彷徨、清华任教时的安逸谦虚以及抗战南迁后的慷慨自觉。闻一多的“人格”会随时间而变异，“不变”成分很少，即使这看似“不变”或“相似”的特征，在其一生中也有相当的“变异”。

小时候的闻一多是专注、果断、积极、热情、快乐和认真的。

  他自小读书，认真专注（刘烜，1986），一次有蜈蚣爬到脚上，他毫无察觉，家人把蜈蚣弄走，他还嫌别人吵了自己读书（陈明华，1988）。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他受到革命热情的鼓励，果断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徐有富，1999）。

他总爱在晴好的傍晚，带着弟弟家驷爬到西边的土山顶上，看炊烟袅袅、扁舟行过，直到母亲喊他们吃饭，兄弟俩才快快乐乐地回到温暖的大屋子去（刘志权，1999）。

同时，他也是好学、老成、恬静、文雅、拘谨、好奇和聪明的。

闻氏家谱记载，祖上对子孙寄予厚望，手定世谱「佳启昌盛世，贤良佐邦家，立心期中正，厚德焕光华」，闻一多是「家」字辈。祖辈花巨资专门置办书房、开辟私塾，聘请名师教授闻家子弟（闻黎明，2016），此事在闻一多的自传《闻多》中最先出现（闻一多，2001），恰好符合 Alexander（1990）的「初始性指标」条件。

另外，闻一多的父亲是清末秀才，忠厚开朗、认真好学，赞同变法维新。于是，祖传的学风与闻父的言行熏陶着闻一多，他从小勤学爱问、好学不辍（郭道晖、孙敦恒，1980；黄海源，2012）。

当时的闻一多「尚幼，好弄，与诸兄竞诵，恒绌」。「恒绌」的挫折、技不如人的沮丧，很可能促使幼年闻一多不服输且加倍努力。每天回家，闻一多跟随父亲阅读《汉书》，他「数旁引日课中古事之相类者以为比，父大悦」。自己的学习进步能令父亲喜不自禁，这是世儒之家子弟的孝顺之举。此后，作为褒奖，父亲每天晚上都给他讲解汉书中的名人言行（闻一多，2001）。日常的亲子互动强化着闻一多专注于课业、刻苦读书的动机与行为。根据马斯洛（Maslow, 1954/2012）的需要层次理论，个体有获得归属与爱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正因为勤勉、刻苦、认真、专注等与好学相关的特质有助于闻一多获得重要他人的爱与尊重，于是这些特质被激发出来。当然，传统的家庭教育还是把闻一多规范成喜欢安静、酷爱书本、勤勉拘谨的老成少年（臧克家，1980）。科举考试取消五年后，闻一多考入位于武昌的高等小学。次年，闻一多目睹辛亥革命爆发，他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李娇、郭雅静、王婷婷，2011）。尽管年幼的他并不了解革命实质，但激昂的革命场景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个时段，闻一多在家学滋养中成长，祖辈父辈的言行是塑造其人格的主力。他与长辈建立了良好的客体关系，在彼此的互动中了解着自己和他人，渐渐将自己视为独立的实体。诚然，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心深处，幼小的个体尚无需要、亦无能力从大家族中独立出去，他依恋于家庭所赋予的养育和庇护。就这样，平稳且顺利地，他的人格向着长辈们既定的目标稳步前行。然而，此刻出现了一个转捩点（本阶段最后两年），亲历辛亥革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此事成为他生命中的关键事件，他激动地剪辫子、返乡画故事、讲见闻，用孩子的方式表达兴奋，与之前拘谨、恬静的他判若两人。别人的反馈（包括家人的担心、乡亲的钦佩）对他也是强化，他品味着激进革命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更加认同革命这样的社会事件。不仅如此，直到成为清华学校的学生，他还乐意绘制海报、提笔成文，足见此事影响之深远。

留学时的闻一多是热情、快乐、积极、果断、专注与认真的。

他赤诚地维护着民族尊严：一方面反抗种族主义者的凌辱，另一方面满腔热情地赞许美国人民的善良友谊（陈明华，1988），莫逆之交美国人温特说：“他就是一包热情”（何兆武，2008）。尽管为人热情似火，然而在男女感情方面他总是萌芽时就果断掐死它（梁实秋，1986；闻立雕，2009）。1923年2月，他在家信中高兴地汇报自己的成绩：“现在的分数是清一色的超了”（陈文，2001）。闻一多刻苦学习，在色彩和颜料的王国里，专心致志，没日没夜地努力创造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黄海源，2012）。

同时，他也是孤独、出众、自尊、烦躁、真挚、幽默、优柔、执着和反抗的。

带着婚姻的痛苦、离别的惆怅、对未知前途的茫然，闻一多开始了留学生活。枯燥的旅程让他感到无比的寂寞和失落（方仁念，1985；李娇等，2011；陈明华，1988）。许多留学生沉浸在旅途的欢乐中，但孤独和忧愁，始终伴随着他（陈明华，1988）。刚到美国时的孤寂、惆怅、失落感，渐渐被一种更深沉的，为国家、民族命运操持的忧心忡忡所代替（方仁念，1985；刘烜，1986）。远离祖国，他常有孤独感，更有屈辱感（刘烜，1986），称自己是“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诗作《长城下之哀歌》中带着孤寂和悲哀（唐鸿棣，1996）。丑陋的现实令民族自尊心和自卑感混杂纠缠。出国前美术与文学的两难选择依旧困扰着他，他说：“我既不肯在美弃美术而习文学，又决意归国必教文学，于是遂成莫决之问题焉”（闻一多，2014b），“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闻一多，2014c）。

他先后在三所学校学习美术，因着才华和刻苦，他很出众，但孤独烦躁挥之不去。民族歧视随处可见，闻一多每每提及都极为愤慨。强烈的自尊使他执着地反抗种族歧视，同时也以真挚和幽默对待美国友人难得的温情。值得注意的是，转入纽约艺术学院后，闻一多认识了研究戏剧的熊佛西等新朋友。他们爱好戏剧、相互切磋，排演了《牛郎织女》和《杨贵妃》。两幕戏剧公演后的效果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闻一多认为寻找到了救国良方。激动之余，众人决定回国开展京剧运动。于是，几个人天天讨论、天天计划（计划书写过几十次）。在他们的宏伟蓝图里，有《傀儡》杂志，有戏剧图书馆、戏剧博物馆，有北京艺术剧院，有演员训练学校、留学基金，还有邀约诸多戏剧名士的请柬……在纽约，一群热血的中华青年越谈越兴奋，越想越有希望。闻一多始终认为，中国命运的危机不仅在于政治经济方面，更危险的是文化很可能被征服，而文化被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闻一多，2014d）。在异域的戏剧公演成功也成为闻一多在留学美国期间的关键事件，促使他迫不及待地返程救国。当时的规定是，闻一多可公费留学五年，中断一年内亦可复学，但他怀着文化艺术救国的美好憧憬，留学三年就义无反顾迫切回国，并未再赴美。

概言之，闻一多在此阶段历经了自我觉醒。留学初，他始终弄不清赴美的意义，他只是遵照世俗的眼光，用周遭的胃口代替自己的胃口，作了一个留美预备学生“应该”作出的选择。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思考回国后如何弘扬中华文化、陶冶民众道德，并相信自己能在戏剧方面大有作为。于是，自我效能感给闻一多压抑的留学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

……

慷慨自觉的民主斗士

此时的闻一多依然表现出热情、快乐、积极、认真、果断和专注的人格。

他不仅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还热情认真地阅读马列主义哲学书籍，并密切关注现实（何善周，1980；郭良夫，1980）。他赴路南圭山采风时，积极支持彝族青年到昆明公开演出歌舞，使得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第一次突入昆明文化阵地（彭允中，1980）。他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拍案而起，毅然参加了民盟云南省支部的工作（楚图南，1980）。1944年护国纪念中，很多群众在昆明市区游行，他回头看到越来越长的队伍，十分高兴，说：“这就是人民的力量”（马识途，1980）。

同时，他也是慷慨、自觉、英勇、坚强、自责、亲切、年轻、无私、真诚、慈祥、风趣、偏激、耐心、坦率、坦然、庄重、紧张、乐观、天真、细心和正直的。

1937年到1946年，闻一多从北京到武昌、驻足长沙，步行至西南边陲。他从养尊处优中走出来，真正走到了学生中间、百姓身边。他直率“偏激”地抨击时局，自责曾经“听任丑恶去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自觉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赤贫的状况下仍保持着正直无私、英勇坚强（闻黎明，2016）。他待人真诚亲切、耐心慈祥、风趣坦然，展现着青春的活力与乐观。

卢沟桥事变前，闻一多的妻子思念老人，带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回乡探望。闻一多想多做些研究，就与另外三个孩子（两个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一岁半）留在清华园中。时局突变，他必须带着孩子们迅速逃离。可是车站上逃难的人群如潮，大家都拼着命要挤上车。闻一多和仆人赵妈带着三个小不点和行李，一路上排队、买票、上车、倒车、换船都需要鏖战，吃饭、喝水、上厕所都十分困难，加之盛夏酷暑、臭汗淋漓，车厢船舱里空气浑浊，味道刺鼻。一路艰辛，闻一多吃了平生从未吃过的苦，遭了从未遭受过的罪（闻立雕，2009）。根据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观点，身体的感知和行为动作都是完整认知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实验证实，高级认知过程受到身体感受（如体验到轻重、冷热、软硬等物理性质）的影响：譬如皮肤感受到温暖时，人们倾向于判断陌生人是热情的；身负重物时，人们常常在困难面前产生更沉重的心理负担；触摸粗糙的硬物时，人们通常会用更加苛刻的眼光来评判他人（叶浩生，2015a）。逃难途中，闻一多背负行李怀抱小儿，这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湿热拥挤的环境也会影响他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和理解，促使其人格发生变化。社会认知来源于身体，本质是社会互动过程中基于身体的内隐性具身模拟过程（叶浩生，2015b）。

此外，抗战时期，大后方昆明的物价飞涨，仅以白米、猪肉、木炭为例，四五年间（1937—1941），其单价分别上涨了35、306、333 倍（王文俊，1998）。然而教授闻一多的薪水微薄，家中人口众多，是当时西南联大人所共知的贫困户。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确实历练着闻一多。虽身处陋巷，仅有“一箪食，一瓢饮”，但闻一多仍以饱满的热情和满腔的斗志乐观地工作着、生活着；尽管“国无道”，但闻一多的气节“至死不变”。

综观闻一多人格的发展，在其生命的六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热情、积极、快乐、专注、认真、果断的人格，似乎是一以贯之、稳定不变的。但事实上，即便每个阶段都出现，这些人格特征也由于其对象不同而具有各异的表现状态。而且，这些词语中的任何一个在不同阶段的排序（重要程度）也有差异，具体频数也不尽相同。所以，这些看上去“稳定”的人格实质上是变化的。

同时，由于时间的更迭、空间的转换，闻一多身处的物理环境和人际关系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闻一多的人格发展出了一些新的（不同于其他时段）的特征，包括童年时期的好学、老成、恬静、文雅、拘谨、好奇和聪明；清华读书期间的活泼、幼稚、孝顺、早熟、独立、多才和有恒；赴美留学阶段的孤独、出众、自尊、烦躁、真挚、幽默、优柔、执着和反抗；归国七年里的矛盾、彷徨、成熟、满足和谦逊；回母校任教时期的谦虚、严厉、安逸、崇高、和气、清高和消极；抗战南迁之后的慷慨、自觉、英勇、坚强、自责、亲切、年轻、无私、真诚、慈祥、风趣、偏激、耐心、坦率、坦然、庄重、紧张、乐观、天真、细心和正直的。这些新特征的出现，使得闻一多的人格发展呈现出变化的主旋律。

此外，还有一些人格在中间某些时段出现或消失，有些人格在首尾两段出现或消失，各种变化情形不胜枚举，亦说明其人格是变化的。

                                 ---- 转自中央编译出版社

摘编： https://mp.weixin.qq.com/s/is-0n1NlewO_-rVO3bra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