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畔的古城（正如前言所述，历史上的南京，是由越王勾践灭吴国后所建，而这座古老的城市，就座落在今天繁华富丽的秦淮河畔） 在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公元前770-公元220年），南京地区陆续现了几座规模不大的城池，但却是今日南京城的前身。它们主要分布在秦淮河流域。
出中华门，走过“外秦淮”上的长干桥，在今日雨花路西侧的高地上，原有一座南京市区最古老的城池--“越城”。这就是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于公元前472年所建的城堡，也是南京地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古城。 我们一般所说南京城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这座越城算起的。
自越城沿秦淮河南行20多公里，有一个大镇名叫秣陵关。这就是秦汉时代南京地区的政治中心--秣陵县城。 从秣陵关沿秦淮河东行10余公里，可到另一个叫湖熟的大镇。它是西汉胡孰县的县城所在，也作过刘姓王子的胡孰侯国。 再从秣陵关向东南行20余公里，可到今日江苏和安徽两省交界处的大镇--“小丹阳”。它是秦汉时代的丹阳县和西汉时丹阳侯国的所在地。 在越城东北约两公里的秦淮河南岸，还有一座丹阳郡城的遗址，它的大体位置在今城南武定桥的东南一带。据史书记载，这城的面积为一顷（约6.7公顷），开有南、北、东三门，而无西门。 从越城向西北行，渡过内、外秦淮河，大约3公里路程就到了古冶城遗址，现在的地名叫朝天宫。朝天宫所在的山岭古称“冶城山”。 自朝天宫的古冶城向西北行，经汉中门外沿城墙北行不远，就到了古石头城的西壁遗址。由石头城沿江向东北走，抵今下关以东一带，就到了古江乘县的辖境，这是一个从秦代起就开始设置的县份。 此外，在今长江北岸的大厂镇一带，过去称为“卸甲甸”。 在今日南京市属六合县城的西北，还有一座东周和秦汉时代的棠邑故城。棠邑在春秋前期是楚国的领土，名将伍子胥的哥哥伍尚曾经做过棠邑的大夫。春秋末期吴国强大后，棠邑为吴国所有。 在高淳县城东面10公里处固城，也是一座东周和秦汉时代的故城。
吴设濑渚邑，也称固城，后为楚国所有，秦汉时为溧阳县治所在。现在还保存有外城、内城和护城河等部分遗迹，俗你为“楚王城”。城内过去曾经出土过春秋时代的青铜器，战国时代的楚国金币和汉代砖瓦等遗物。固城遗址可以说是今南京地区保存下来的年代最早（公元前6世纪始建）的城址。 “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 （三国时代英雄倍出，而以建邺为中心的东吴王国，经济文化也在飞速发展，因此，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宁饮长沙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邺死，不止武昌居） ——东吴的首都建邺孙权于公元229年的秋天，将首都从武昌搬回建邺。他自己仍然住在今进香河西岸一带的原“讨逆将军”孙策的府第里，取名为“太初宫”。接着在周围筑起宫墙，以加强防卫。直到公元247年，孙权才在群臣的建议下改建太初宫，把旧的将军府全部拆掉。孙权本人也搬出旧宫，临时住到今珠江路南估衣廊一带的“南宫”，这座南宫本来是由太子专用的。改建太初宫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利用拆除武昌宫殿的旧材，由长江顺流而下，运抵建邺。这次改建工程持续了一年多，于公元248年的农历3月完工。改建后的太初宫周围有500丈，约合现在长度1200米，如果按正方形计算，那么每边就是300米，全宫面积应为9万平主米左右。我们估计太初宫的东界可能在今珠江路的莲花桥到大石桥一线，利用进香河作为护城河；南界可能到今估衣廊北口一带，利用今北门桥下的水道作为护城河，西面靠近今中山路，北面到今唱经楼一带。太初宫的南面开有5个宫门，其中正门叫做公车门，可能在今估衣廊的北口附近，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分别叫做苍龙门、白虎门和玄武门。它的正殿称为“神龙殿”，地点大约在今鱼市街一带。 在太初宫的东面和北面，是东吴的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名叫“苑城”。皇家花园主要位地苑城的东部，所占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纲3000多名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的北部有一座苑仓，又称仓城，是最重要的皇家仓库，里面储藏着大量粮食和其它物资。这些物资都经由公元240年时开凿的城内小运河——“运渎”的水路运进。大概是为了增加运渎水道的流量，后来又在仓城与后湖（今玄武湖）之间开辟了一条“潮沟”。由于当年玄武湖的湖面很大，而且有宽广的水道直通长江，江潮可以直抵湖内，所心得“湖沟”之名。在太初宫的西面，还有一座专供皇太子用的花园，叫做“西苑”。它的位置，很可能就在今日广州路北侧南京大学的南园一带，从前这一带的池沼和湖塘很多。 东吴的实际创始人孙权在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中享年最久。据说他的形貌奇伟，“广额大口，目有精光”，并且“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孙策对他的评价是：“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权的身材较矮，留着紫黑色的长胡子，胆略过人，善于骑马射箭。他到吴郡山中射过猛虎，也曾轻骑陷入魏军营中而靠骏马脱险。还乘大船去江北观察曹操的军容，魏军弓箭齐发，箭镞集中在船员的一侧，孙权下令调转船头，再以另一侧受箭，待箭匀船平后再安全驶回。所以，曹操也称赞他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按指原荆州刺史刘表）儿子若豚犬（即猪狗之意）耳！” 孙权不仅武略过人，而且又有一定的文采。据说他一有空闲就“博览史籍”，领会其中的精华，而不像当时的一般书生那样进行“寻章摘句”。他给曹操写的短信中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说“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字数虽少，却含义很深。曹操对他也特别看重，不敢轻易进攻江东。孙权还有一位善于书画的夫人赵氏，据说她能够绘制大幅的表现全国“江湖九州山岳之势”的地图供孙权参考，又有在白绸上用针绣成“五岳列国”的地形，所以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画家。孙权在晚年时，对人猜忌妒过甚，皇族和大臣被杀者很多，并且一再废立太子，以致后继无人，被西晋轻而易举地消灭了。 东吴的后主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穷奢极侈、凶顽残暴的末代皇帝。他喜爱豪华的宫室，公元267年时在太初宫的东面建造了一座更为宏伟的“昭明宫”。为了建造成座新宫，孙皓命令中级以下官吏全部进山，督促民工采伐上等木料。还缩小了皇室卫队的营地，以扩大新宫面积。昭明宫包括大小殿堂几十处，正殿叫做“赤乌殿”。每座殿堂都是雕梁画栋，壁面上绘有以神仙和云气为内容的大幅壁画。在殿堂之站垒土作山，在山上盖起高耸的楼阁。这些楼阁均用珠玉作装饰，四周点缀着许多奇山异石。为了使殿堂之站终年都有碧波绿水，孙皓下令在昭明宫后面开凿一条“城北渠”，以引进后湖的激流。这座昭明宫的位置，在约在今成贤街四牌楼一带。它是东界是珍珠河，西界是进香河，南面是珠江路浮桥下的水道。
太初宫、昭明宫和苑城组成了东吴的“宫城”。它位于建业都城的中间偏北部分，几乎占据都城1/4的面积。当时都城的城周为20里19步，每边长约5里左右，都是土墙“篱门”（用竹篱做成的门）。都城的正门“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又名“大航门”），正好是5里路。那里有一座浮桥，叫做“朱雀航”（又名“大航”），位置约在今中华门内镇淮桥稍东。从宣阳门到朱雀门的5里长街被称为“苑路”，也就是东吴的“御街”。苑路的中央部分是皇帝专用的驰道，路面平整，道旁植槐，路侧有宽深的御沟，清澈的流水终年不绝。驰道两旁是一般人员通行的大道，靠近驰道的一侧都筑有高墙，以免皇帝的行止被从窥知。在大道的两边分布有大小官署和驻军的营房，它们星罗棋布地拱卫着苑路。从苑路的南端开始，就进入了秦淮河两岸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并且沿着秦淮河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著名的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 “横塘”大概是指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水西门段的秦淮河两岸，这里是建业最繁华的商业区。当时最大商业区——“大市”，就位于这个区域。“长干”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高级官僚的住宅区。如东吴文官中的首领张昭就住在今长干桥附近，当时的地名叫“张侯桥”。据说，在张昭晚年的时候，孙权对他已经不大信任，他就负气托病不出。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下令将张昭的宅门用土封掉，并放火焚烧。张昭的儿子们害怕起来，急忙扶着张昭上朝去谢罪，事情才算了结。东吴大将陆逊的两个孙子——著名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住长干里的越城附近。陆机于吴亡后到洛阳，曾著《怀旧赋》来怀念他的旧居。陆氏兄弟在建业时有一个出名的学生叫周处，他是吴郡阳羡豪族周鲂的儿子。周处少年时为害乡里，无恶不作，阳羡人民把他与蛟河里的蛟龙和南山上的白额虎并称为“三害”。后来周处幡然悔悟，改恶从善，先为乡里除去蛟、虎两害，然后跑到建业来拜陆氏兄弟为师，刻苦读书。他的读书处就在今城南雨花门附近，被后人称为“周处读书台”。 在建邺的外围还有一系列的城堡拱卫着都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石头城。东吴的石头城内设有“石头仓”和“石头库”，用以储存军用的器械、粮食和其他物资。在石头城西南的最高处设有烽火台，这是东吴境内的烽火总台。并由此沿上下游方向，在江岸险隘之地遍设烽火台。据说，只要石头城一举起烽火，半天之内就可以传遍长江沿线，直抵东吴西界的“西陵”（今湖北宜昌附近）。如果在傍晚时分从西陵举起烽火，那么在次日天亮以前也可以传到吴郡（今苏州地区）。石头城的江边码头名叫“石头津”，约在今草场门一带。 由于东吴水军的主力都在长江，因此石头城很自然地成为水军的总部。它是长江沿线最大的码头之一，经常停泊有上千艘船只。当时，中等载重量的船可以运马80匹，大船可载军士达3000人，有的船仓高达五层。这些船大部分都是福建的建安郡（今福州和闽侯县一带）制造的。东吴时的航海规模已很可观，能够经常派出万人以上的大舰队航行于沿海岛屿和邻国之间。海船上的水手，大部分是从闽、广地区挑选来的。如公元230年时，孙权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领兵士万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湾省），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密切往来的最早的正式记录。公元242年，孙权又派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3万人航行到海南岛，密切了这个岛屿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东吴还经常派使者远航辽东半岛，有的使者曾到了今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又曾派康泰和朱应出使海南诸国，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岛等地，先后经历了100多国。海南诸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等，从此不断地运到建邺来。 康泰、朱应回国后，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这两部书是描写这些国家的古代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重要著作。 东吴使者出访后，有些国家也遣使回访。如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zhan读毡）曾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孙权专门在皇宫附近造了一座“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教给东吴的宫女。这时，大秦国（即东罗马）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来到东吴，在建邺住了七八年后才回国。此外，西域的佛教徒康僧会曾在建业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孙权于公元247年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建初寺”，地点就在最繁华的大市之后，所以也叫“大市寺”，这是江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佛寺。孙权曾为著名的道教徒葛玄在方山建立了一座“洞玄观”，这是江东最早的道教寺观。 建邺都城外围的城堡除石头城外，还有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城等。金城大约在今中央门外的迈皋桥一带，东吴后主孙皓在该处建立城堡，以迎接他父亲故太子孙和的灵榇，后来金城就成为北郊的一处军事要塞，东晋时曾设琅琊郡城于此。白马城是东吴时建业江边的另一处烽火台，可能在今燕子矶附近。冶城在东吴时仍作为官营的冶炼作坊，丹阳郡城也继续使用，这两座城分别是都城西南方和东南方的卫城。此外，为了加强南线的防御，东吴时沿秦淮河的两岸都竖有栅栏，称为“栅塘”或“秦淮栅”。 屯田是三国时代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东吴的屯田规模很大，仅次于曹魏，主要用以解决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建业都城的内外，军屯十分密集，孙权曾把为他拉车的八头牛改作耕牛，以示提倡。东吴经常派出大将率领数以万计的兵士渡江去淮南的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屯田，有船只600多艘，开垦稻田40多万亩。当时最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县），也常从建业派出劳动力去扩大毗陵屯区的规模，屯田人数达数万口之多。另外，建邺附近秦汉以来的一部分旧县，如江乘县、湖熟县和溧阳县等，这时都撤销县级行政机构，改由典农都尉管理，对农民实行军事编制，使之固着在土地上，全力生产粮食。这些民屯中的农民被称为“屯田客”，虽然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但对他们的人身限制却比汉朝时更加重了。
发展农业离不开水利，东吴时江南的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与建邺密切有关的水利工程，主要是秦淮河水系的疏浚和扩大，并开凿了赤山湖。公元245年，孙权派校尉陈勋带领屯兵3万修治秦淮河。为了沟通建邺与太湖地区的内河交通，陈勋带领这3万人在宁镇丘陵地区开凿了一条名叫“破岗渎”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秦淮河东源的句容，终点是今丹阳县境内的云阳西城，用以接通江南内河和太湖流域。为了调节水量，便利行船，从建邺南郊的方山开始修筑水坝和船闸，沿线共有14座。每座坝闸附近都设立旅店和商栈，形成了一个集市。这条运河修成后，从建邺到吴郡和会稽郡或更南面的地方，就无需再绕道京口（今镇江市），可以从建邺直接乘船前往。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各种物产，也可通过水道运抵建邺，其中一些重要物资还可以直接运进皇宫旁的仓城。因此，这条破岗渎对于东吴首都的物资供应和内外交通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条运河的开辟，方山一带就成为都城南郊最主要的水陆码头。 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东吴境内的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 东吴政权经常从各地征调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业工人到建邺，充实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孙权的赵夫人能够亲手用彩色线织成有龙凤花纹的织锦，宫中还有上千名专门从事丝织的宫女。生丝都由浙江的诸暨（今诸暨县）和永安（今德清县永康镇）两地供应，这可以说是南京地区丝织业的最早开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练和铸造铜铁器的中心。当时曾经两次铸造“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等大型的铜钱，其币值分另相当于汉代“五铢钱”500个和1000个，这表明三国时的物价较汉代大为提高，通货膨胀的程度已很严重。在手工业方面，武昌和会稽是东吴的两个中心。武昌的铜铁器和刀剑，以及会稽的铜镜和青瓷器，都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江南地区的经济，经过东吴时期60年左右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赶上或超过了东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最高水平。汉代江南的大城市只有吴、会稽和广州等少数几个，这时增加了建邺和武昌两座大城。吴、会稽、广州、江陵和夏口（今武昌）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东吴大力招抚北方南来的人民，以及强制原来住在皖、赣、浙、闽山区的“山越”人民出山务农和当兵，再加上60年来没有经过大的战争破坏，人口增殖很快，耕地开辟较多。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43个郡（相当于今地区一级）、313个县，郡县的数目比东汉时增加了1倍多。户数有5.23万户，男女人口230万人，这还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里不属于东吴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东吴政权毕竟是建立在残暴的封建统治基础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东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继的武将。豪族和武将都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又名、“部曲”）和庄园，还有大量的童仆为他们耕地、制造手工业产品和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私人武装和童仆实际上就是兵奴、农奴、工奴或商奴。所以，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东吴政权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坏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东吴的刑罚十分残酷，后主孙皓甚至下令活剥人的面皮和凿瞎人的眼睛，这要比同时的魏、蜀两国凶暴得多。对于山越等少数民族压迫得也很厉害。先后对山越用兵近40年，掠夺人口达10~20万人，副迫他们当兵奴或农奴。由于繁重的、连年不断的修建宫室和城池等徭役，东吴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动非常激烈。如公元266年，吴郡永安就发生了以施但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从乌程（今浙江吴兴县南）出发，沿途不断扩大队伍，打到建邺郊区时已有1万多人。东吴政权恐惧万分，慌忙调遣大将进行堵击，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东吴亡国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发生了以下级军官郭马为首的广州兵民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都预示着东吴政权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灭蜀和建立起晋朝政权的司马氏进行总动员，沿长江全线进攻东吴。前线的大都督是西晋武官的首脑太尉贾充，大将有司马伷、王浑、周浚、王戎、胡奋、杜预、王俊和唐彬等8名。前6名大将分别进攻建业的外围六合、当涂，以及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今武昌）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则率领灭蜀后所得的水军，由四川顺流东下。这时，东吴政权已经上下离心，无人再为末代皇帝效力。而孙皓所设计的江中铁锁，也阻挡不了西晋军队的前进。公元280年的农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师首先抵达石头城下，孙皓无可奈何，只得叫人反绑了自己的双手，抬着棺材到西晋军门前去投降。正如唐代的诗人刘禹锡在他的一首名诗——《西塞山怀古》中所描写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古代八尺为一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民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王与马，共天下”（“永嘉南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大融合，在脆弱的东晋王朝中，有两个人物倍受瞩目，他们是东晋皇帝司马睿和杰出的政治家王导） ——东晋的首都建康西晋灭吴以后，建邺城并未遇到很大的破坏，只是在行政区划和名称上作了一些小的改变。如将原建邺都城分成两个县：一个叫建邺县，管辖秦淮河以北的地区，县城设在原建邺城的宣阳门内；另一个叫秣陵县，管辖秦淮河以南的地区，县城仍设在秦汉的老县城——今秣陵关。同时，恢复了被东吴改为典农都尉的江乘县和湖熟县的建制，又新设了一个临江县（不久改名为江宁县），县城在今江宁县江宁镇。此外，还缩小了以建邺为中心的丹阳郡，分出了一个宣城郡。到西晋未年，因为晋愍帝的名字叫司马邺，为了避他的名讳，又把建邺县改称建康县。 到了公元317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西晋王朝，在各族人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宣告覆灭。南逃北方大族共同拥戴镇守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出来当皇帝，开创了偏安的东晋王朝（公元317-420年）。由于这个王朝主要是在山东琅琊郡（今临沂县一带）大族王氏的支持下建立的，实权都操在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等人的手中。所以，人们流传说：“王与马，共天下。”意思是说，东晋王朝实际上是王氏与司马氏共在的天下 。至东晋中期，王氏势力渐衰，就由河南陈郡阳夏县（今太康县）来的大族谢氏执政。谢氏的代表人物是“淝水之战”（公元３８３年）时的东晋丞相谢安。现在江宁县人民政府所在的东山镇的土山，就是谢安指挥那次战役的“东山别墅”的遗址。谢氏衰落以后，东晋王朝也就很快灭亡了。 从西晋未年开始，由于北方战乱而渡江南来的汉族人民很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百万人左右。其中北方的大族尚属少数，多数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南下，对于提高南方的生产水平和补充劳动力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安插这一大批南渡人口，东晋政府建立了一套所谓“侨州”、“侨郡”、“侨县”的制度。即是在大江南岸的郡县里划出一块地区，让南渡人口集中居住，仍以北方原来的郡县命名。例如从建康到京口（今镇江市）一带，以山东和徐淮一带来的人民最多，就在京口设立了“南徐州”来统一管理。而设在建康地区的各侨郡和侨县，大部分均归南徐州管辖。 东晋时期先后在建康地区设立的侨郡和侨县有２０多个。最早建立的侨县叫“怀德县”，后改名为“费县”。这个县是专门安置跟随晋元帝司马睿一道从山东琅琊来的千余家南渡人口，其中大族就有上百家。由于他们与东晋皇室的关系密切，所以安排在宫城附近居住。位于建康都城东北的江乘县，因为最靠近江边，就安排了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和南兰陵四个侨郡，以及临沂、阳都和即丘等侨县。后来，在都城内外又加设了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侨郡，以及肥乡、元城、广川、北新城、博陆和堂邑等侨县。这样一来，建康都城的内外全挤满了北方南来的人群，他们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土著人口，因而大大改变了建康的传统风俗和习惯。从此，建康城不再是单纯的江南城市，逐渐形成为融会南北风格于一体的新的全国性大城。 东晋前期的建康宫城，大体上还保持着东吴时的原来面貌。到东晋后期，在大族谢安的主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主要的工程是在东吴苑城和昭明宫的基础上，修建一座规模庞大的“建康宫”。据史书记载，兴建这座新宫时，规定每个官员都要上缴２０００个铜钱作为助建费，每天动用工匠达到６０００人。前后半年时间就建成大小殿堂３５００间，可以说是１６００年前金陵地区的最大建筑群，其中心约在成贤街四牌楼的东南大学一带。
关于东晋建康宫的具体位置，它的中心范围一般认为是南起今珠江路的浮桥至莲花桥一线，东到今珍珠河，西临今进香河，北迄今鸡笼山下，四周共长约２.５公里左右。它的外围宫墙周长约为四公里。至于建康都城的大小和范围，同东吴建业城一样，城周是２０里19步。东晋中期时曾经重修理工，共开有6个门，除正南面的宣阳门外，还有南偏东的开阳门，南偏西的陵阳门，东面的清明门和建春门，以及西面的西明门等。在建康都城的外围，首先加固了石头城.即在东吴土城墙的基础上垒砖修筑，并于石头城的南部建造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入汉楼”，在楼上可以眺望对江的景色。冶城在东晋时改作“西园”，又名“别苑”。其中有相传是丞相谢安和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一道登临过的“冶城楼”和“谢安墩”等古迹。在冶城的西面增筑了一座“西州城”，作为扬州刺史的治所。又在丹阳郡城的北面修筑了一座城周3里90步的“东府城”。这座东府城西倚青溪，南临秦淮，是东晋宰相的办公地点，形势相当险要。在北郊江边的幕府山下，又筑“白石垒”，或称“白下”，南琅琊郡的郡城也设在其附近。此外，还在秦淮河的南北两岸设立56处门（或叫“郊门”），以加强郊区的防务。 东晋时由于建康人口激增，工商业区划和住宅区都较东吴时有所扩大。原来的长干里和大市等繁华地区已经不敷应用，开始向东面的秦淮河两岸和青溪方向发展。 如王、谢等大族所居住的乌衣巷，就位于朱雀航的东面，这处高级住宅区在东吴原是禁卫军中的“乌衣营”的所在地。后来，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题为《乌衣巷》诗篇中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 东晋王朝在王、谢等大族控制之下，一直是在忧患中度过的。当时的人民群众希望这个政权能够进行北伐，解除北方人民的痛苦。但是东晋统治集团却忙于争权夺利，抢占南方的良田美宅，并且阻挠一些有作为的将领如祖逖和桓温等的北伐。在东晋初年，还发生了以丞相王导的从兄--镇守长江中游武昌一带的大族王敦为首的叛乱。王敦联合了江东吴兴郡的豪族沈氏，先消灭义兴郡（今江苏宜兴市）的豪族周氏，接着就攻进建康，占领石头姑，据说晋无帝司马睿因此忧愤而死。这次事变直到王敦病死才箕结束。 东晋前期历阳（今安敢和县）镇将苏峻的叛乱，对建康的破坏更大。当时的历阳是建康上游的重镇，江边的重要渡口。苏峻率兵自牛诸（今当涂来石机）过江，从小丹阳方向进攻建康南郊，所向无敌。叛军焚烧了御道两侧的官署和军营。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都城的正门宣阳门和宫城，逼迫皇帝当了傀儡，而由苏峻掌握大权。5个月以后，以荆州刺史陶侃为首的晋军打回建康，苏峻带着小皇帝退守石头城，把皇帝安置在仓库里。当时，晋军以城北的白石垒为基地，攻打石头城。苏峻在迎战中被杀，但他的部将仍继续抵抗。又经过半年时间，才算平定。因皇官已被烧光，皇帝迁回时只能以皇家花园作为行官，两年以后方建成那座富丽堂皇的“建康宫”。 从来晋中期开始，世家大族谢氏的代表谢安开始执政。他为了扩充实力，派侄儿谢玄担任南兖州刺史，军府设在广陵（今扬州市）。谢玄等人招募北方南下的青壮年入伍，经过7年训练以后，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号称“北府兵”。公元383年发生在东晋和前秦之间的“淝水之战”。战场在今安徽寿县附近，就是以谢石和谢玄等领导的“北府兵”为主力所进行的以少胜多的战争范例，也是关系到东晋政权生死存亡的一次大决战。当胜利的捷报传到都城建康时，谢安正在同客人下棋。据说，当他看到捷报以后，故意不动声色，只轻描淡写地对客人讲：“小儿辈遂已破贼”，表现得十分冷淡和傲慢。而他回内室时，因兴奋过度，连木屐的高跟都折断了。
至东晋晚期，由于王、谢等世家大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公元399年又发生了东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孙恩、卢循起义。这次起义的地区涉及江南的会稽、吴兴、义兴、郡等人郡，王、谢大族的首脑人物纷纷被杀，对世家大族的恶势力来了一次大扫荡。这支起义军一直打到建康近郊，只是在“寒族”出身的刘裕等“北府兵”将领的一再追击下才告失败。但是东晋政权经过这次农民大起义以后，也就摇摇欲坠。到公元420年，终于被大将刘裕建立的“宋”政权所取代。 在东晋时期，建康地区的文人学土中继续盛行着“清淡”之风。就是以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作指导，来进行一些逃避现实的空论。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文学中也就流行一种“玄言诗”，诗中多引用《老子》和《庄子》中的典故。这时，有一位著名诗人郭璞敢于不同流俗，创作了一些富于文采而又隐逸消极的诗篇，他曾作《游仙诗》来寄托对现实的不满。如诗中说“朱门何足荣？未若托篷莱”；“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等等。他后来因反对王敦作乱被杀，葬在玄武湖中环洲的“郭仙墩”。 南朝建康都城的盛衰 （东晋以后，在宋、齐、梁、陈四代相继的南朝时间，建康都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起来，到梁武帝时（公元6世纪左右），当时的南京已有居民28万户，人口超过100万人，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 东晋以后，在宋、齐、梁、陈四代相继的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建康都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起来。
到梁武帝时（公元6世纪初），建康的四郊东到倪塘（今江宁县方山附近），西抵石头城，南至石子岗，北过紫金山，东西南北各有20公里。居民达28万户，人口超过100万人，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 建康南郊的秦淮河，依然是南朝最重要的交通线和军事防线。由于齐、梁两代的萧姓皇帝都是南兰陵郡的南兰陵县人（在今丹阳县境内），所以经由今江宁方山通过破岗渎运河到今丹阳间的航道就更加重要起来。在秦淮河的下游也设置了更多的渡口和俘桥，仅仅从现在的通济门附近到石头城这一段，就设置了24座俘桥，称为“浮航”。其中最重要的是都城正南面的朱雀航。竹格航、骠骑航和丹阳航4座。这些浮航平时用船只相连作成浮桥，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就断舟撤航，隔绝两岸交通。 南朝时建康城内外的商业十分发达。城里有4个商市，城外秦谁河两岸的商市更多，计有大小市集100多个。有些商品甚至形成了单独的市，如纱市、谷市、盐市和蚬市等，连皇宫的后面也有苑市。商人们从富庶的三吴地区（指吴郡、吴兴和会稽地区）运来丝、帛、纸、席、铜镜、青瓷器，以及农产品和家畜；从长江中上游运来漆器、木材和铜铁器；又从广东和福建运来南方和海外的士特产品，如香料、海味、漆、蜜、蜡、朱砂以及琉璃、珊瑚、玳瑁、珍珠、宝石、火布、吉布（就是木棉布）、螺杯、犀角和象牙等贵重商品。南朝的皇室、大族和寺院，也多经营商业和发放高利贷，以牟取厚利。如梁武帝的第六个弟弟临川王萧宏，就是一个把毕生精力都放在聚敛钱财上的人物。萧宏在都城设立了几十处放债和囤积居奇的邸店，利用高利贷强夺人民的田宅，屯积大量布、绢、丝、绵、漆、蜜、蜡和朱砂等商品，等待高价出售。他的王府后院有上百间关锁严密的库房，有人曾向梁武帝告发他私藏兵器，但经萧衍亲自检查后，发现有30多间钱库，藏钱达3亿多万个，其余的全是商品库，萧衍看到这些以后非但不加惩罚，反而非常高兴，称赞他说：“阿六，汝生活大好！”可见，皇室和贵族们利用特权巧取豪夺，诈骗人民的钱财是受到皇帝直接鼓励的。 在手工业方面，东吴时开始的丝织业，到了东晋末年（公元417年）因大将刘裕攻破后秦的首都长安，将北方官营手工业中的熟练工人迁来建康，并在南郊斗场市（约在今雨花门外一带）设立了锦署，因而使建康的丝织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日后金陵织锦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从此，丝、帛和带花纹的绸绢、织锦等就成为建康地区的特产之一。冶炼业的发展也较为迅速，南朝时在都城主管冶炼和铸造等手工业的有4个部门，名为“东冶”“西冶”（后改“南冶”）和左、右“尚方”，由皇室直接掌握的手工业作坊和官府的冶炼作坊有8处以上。这些作坊有的已能生产出高级的百炼钢，又叫“横法钢”，用这种钢制成的宝刀叫“百炼钢刀”。 在齐、梁两代，建康地区的著名匠师谢平（浙江上虞人）和黄文庆（皇室作坊的匠师）曾在茅山为皇帝造出两批高级刀剑。据说，这些刀剑都“穷极精巧，奇丽绝世”。距离建康不远的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和永世县的铁岘山（今江苏溧阳南），是两处规模很大的铜铁矿区。民间常用的刀镰等用具，已能用生铁和熟铁混合冶炼再经过锻打而成的普通钢铁来制造，这种“杂炼生揉”法，是一种新创造出来的成本低廉的炼钢方法。铸钱是官营冶炼作坊的另一重要生产部门。从公元430年开始，南朝政府在建康设立“钱署”，铸造过铜质的“二铢钱”、“四殊钱”、“五铢钱”和“六铢钱”（24铢为1两）等。梁武帝时，不仅铸造铜质的“五铢钱”，还铸造过铁质的“五铢钱”，说明当时的币制相当混乱。梁时铸造铜五铢钱的泥范，20世纪30年代时曾经在南京光华门外大量发现，那里可能是南朝的重要冶炼作坊之一。此外，南朝时建康已能生产出较为高级的纸张，如设在城东的"纸官署"曾经制成一种著名的“银光纸”。在城西南的秦淮河畔，还设有官营的陶器作坊。 南朝时期的农业生产率又较东吴和东晋时有了很大提高。如与金陵地区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秦淮河，在南朝时多次加以整治，并修建了许多蓄水塘。在秦淮河的上游，南齐时于句容的西南筑有"赤山塘"，以解决上游的水利问题。在中游，刘宋时曾大规模加以整治，仅在湖熟一县就开垦出良田10万亩。在下游，萧梁时修造“缘淮塘”，西起石头城附近，东迄今光华门附近，以解决这一带的农田水利和防治水患的问题。这样，建康近郊的农业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水上交通和海内外贸易方面，南朝较东吴时更为兴盛。船舶的供应主要还是来自建安郡（今福建福州、闽侯一带），最大的船只载重量可达两万斛（约合两万石），一般船只的载重量也在500石左右。在建康的江河码头一带，经常停泊着成千上万艘的船只。东晋末年时，建康发生过一次大风灾，单是石头津（石头城旁的码头）就损坏了1万多艘船只，从海路来建康进行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国家，也比东吴时大为增加。南海诸国以扶南（今柬埔寨）和林邑（今越南中部）与南朝的贸易关系最为密切。从东吴到南朝，扶南曾先后遣使来建业和建康30多次。除传人扶南音乐外，还赠送南朝皇帝以香料、珠宝和檀香木制的佛像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及南洋和天竺（位于今印度境内）诸国也不断派使者前来，如建康佛寺中就有狮子国送来的玉佛像，天竺诸国曾送来金刚指环、金银宝器、琉璃器、香料、吉贝（木棉布）和鹦鹉鸟等，马来半岛上的丹丹国和盘盘国等曾送来象牙、珠宝、琉璃、吉贝和沉檀香等礼品，更远的波斯国（今伊朗）也送来过佛牙。南朝均回赠以丝、绢、绫、锦等中国特产品。位于东海外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也与南朝有着密切往来，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和百济两国来建康的使者络绎不绝，曾带回中国的诗书、画师和腰弩等。日本使者还带回南朝的织工和缝工，促进了日本纺织业的发展。有一部流传至今的南朝《殷芸小说》，书中用“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生动譬喻，来形容当时建康都城（也称为扬州或丹阳）的繁荣。 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南朝建康的科学文化事业也大为发展。当时大部分著名的思想象、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都曾经先后在建康城生活过，并且留下了他们的不朽作品。这里先谈谈自然科学和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情况。 南朝政府在建康设有儒学、玄学、文学和史学四所学馆，以搜罗并培养各种人才。其中儒学馆在都城东北的紫金山麓，又叫“北学”；玄学馆在鸡笼山的东麓；文学馆和史学馆都在今鼓楼以西一带。在自然科学方面，刘宋时的何承天根据多年观测天文的记录，修订出被称为“元嘉历”的新历法，并求得圆周率的数值为3.1428。宋、齐时代的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更是世界公认的我国古代著名的大科学家，其主要贡献是数学和历法。他使用当时简单的筹码工具，运算出圆周率的数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比何承天更前进了一大步，并在世界范围内领先了将近千年之久。他又用355／113的分数值（"密率"）来表示圆周率，这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所以，世界上有些科学家就建议把这一密率命名为"祖率"以纪念他的杰出贡献。他的数学著作《缀术》，直到唐代还被当时的国立大学用作学习四年的数学教科书。祖冲之又首先把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发现的岁差现象应用于历法，并且提出了在391年中有144个闰月的置闰法，从而革新了我国古代的历法，创制了较为精密的"大明历"，来代替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在机械学方面也有突出的创造，他曾经在建康覆舟山下的乐游苑中装置过精巧的水碓磨，创制使用机械开动的"日行千余里"的"千里船"，还改进了古代的指南车。因此，祖冲之对古代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继东晋的葛洪以后，南朝时期的秣陵又出了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和医药家陶弘景。传说他曾经在今上海路小仓山下陶谷新村一带隐居过，后代因而建有“隐仙庵”。陶弘景是个道教徒，他炼丹主要是为了追求所谓“长生不老”。但是，由于炼丹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化学实验，因此他和葛洪一样，对一些矿物和药物的特性非常熟悉，为我国古代的化学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陶弘景发现了水银可以镀金和镀银的作用，他说：“水银能消化金银成泥，人以镀物是也”。他又对烧石灰的过程作了正确的描述说：“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蒸热而解。”还将鉴别“消石”（销钾酸）的方法描述为“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这同近代分析化学中用以鉴别钾盐和钠盐的火焰实验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外，他所编写的《古今刀剑录》，是记录当时金属冶炼成就的重要文献。 陶弘景在医药学上的贡献也很大，他增补了东晋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成为《肘后百一方》，使普通人民住家和出行时的治病和用药更为方便。他编著的《本草经集注》，是在汉代专讲药物的《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魏晋以来发现的新药365种，全书共收本草药物达730种。他改变了《神农本草经》仅按有毒或无毒的简单分类法，而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来分类的新方法，把药物分成草、木、米食、虫兽、玉石、果菜，以及有名未用7类。他的这种分类法，后来就成为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一直沿用了1000余年之久。 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南朝初年时，以谢灵运为代表的诗人开创了山水诗派。他们能细致入微地描写大自然的景物，使诗歌从枯燥乏味的玄言中解放出来，这是他们的重要贡献。与谢灵运同期的另一著名诗人颜延年，则首创了对偶诗，并且擅长写骈体文，专门讲究诗文的对偶和应用典故。颜延年的成就虽然不如谢灵运，但对后代诗文风格的影响却很大。
南朝中叶时，以沈约等为代表的文学家，在对偶的诗文中增加了讲究音韵的新因素，使诗文的格律更加严谨，到了南朝晚期，在皇室和御用文人之中，又流行一种轻丽浮华的“宫体诗”，但内容腐朽贫乏，文学价值不高。此外，南朝时的建康地区，还有一位以继承和发扬古乐府传统见长的著名诗人鲍照。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吴声”，代表了另外一种朴素的风格。“吴声”可以说是产生于建康下层人民如商贩和船户之中的民间文学，其中有些内容虽然不够健康，但多数胜过当时统治阶级中流行的“宫体诗”如《读曲歌》中的“家贫近店肆，出入引长事，郎君不浮华，谁能呈实意”和“登店卖三葛，郎来买丈余，合匹与郎会，谁解断粗疏”之类的诗歌，都清新小巧，富有现实主义的情趣。 另外，南朝时期几部著名的文学著作和史学著作也都完成于建康。如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编写的记录魏晋清谈家言行的《世说新语》，齐梁之际刘勰（读协）所著的评论各种文章体裁和创作方法的《文心雕龙》，钟嵘所著的评论各派诗人的《诗品》，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文选》，以及刘宋时范晔所著的《后汉书》、裴松之所作的《三国志注》、南齐沈约编著的《宋书》和粱代萧子显编著的《南齐书》等等，都在我国文学和史学宝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南朝人民所积累起来的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却都被皇室、大族、僧侣和官僚通过各种剥削的手段据为己有。他们在都城大造宫室、园囿、佛寺和宅第，过着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东晋后期所造的规模宏大的"建康宫"，他们还嫌不够豪华，刘宋孝武帝曾经毁掉他祖父刘裕的宫室及麻制的蝇拂和葛布制的灯笼等物，认为这些都是"田舍翁"的寒酸之物，而在原址另建一座雕粱画栋和珠窗网户的玉烛殿，刘裕的另一个孙子宋明帝刘彧（yu读郁），造了一座更为奢侈的使用珠帘画柱的紫极殿，被认为是江东地区从来没有过的豪华建筑。南齐时有一个末代皇帝东昏侯萧宝卷，他所造的芳乐殿、永寿殿、玉寿殿和神仙殿的豪华程度，又要超过玉烛殿和紫极殿。东昏侯曾下令剥取华严寺大殿风檐下的玉制九子铃，来装饰永寿殿。这几座宫殿都用麝香涂壁，梁柱上用黄金装饰，逼迫工匠日夜赶造。东昏侯身边的妃嫔和宫女们都穿戴着最珍奇华丽的服饰，宫中的库存用完了，就到建康的商市上去抢购，以致市面上的金宝价格一下子暴涨了好几倍。他还命令匠人把黄金凿刻成一朵朵的金莲花，铺在宫殿的地面上，让他的宠妃潘氏在上面行走，号称“步步生莲花”东昏侯又把宫城里的阅武堂改为芳乐苑，花园中的山石都涂以彩色，并在水上建造不少豪华的水榭，还开设各种商店，叫潘妃充当管理市场的官员把做买卖作为游戏。建康的百姓对此极为不满，就唱出一首讥讽他的歌谣说：“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最后齐朝终于被梁武帝萧衍所推翻。
南齐时为了加强建康都城的防务，曾于公元480年把原来的土城墙全部改用砖筑，梁武帝时更把官城（又名台城）的城墙增加到三重。梁朝时还扩建了建康官的正殿――太极殿，从12开间扩充成13开间，据说是象征着一年中的12个月再加一个闰月。扩建以后的太极殿长27丈，宽10丈，高8丈，殿的内外地面都用锦石砌成。两侧的东、西二堂各为7开间，地面也用锦石辅砌，在殿堂之间有面积达60亩的方庭，庭院中广植各种树木，并在宫墙里栽上大量的石榴树，墙外的城权内侧，则种满了桔子树。 在建康都城的内外，南朝统治者兴建了30多处皇家花园和离官别馆。如以覆舟山为中心的“乐游苑”，以鸡笼山为中心的“华林园”，秦淮河南岸的“建兴宛”，青溪上的“芳林苑”和“娄湖苑”，玄武湖北岸的“上林苑”和湖东岸的“青林苑”，方山之侧的“方山苑”，钟山下的“傅望苑”以及江边的“灵丘苑”和“江潭苑”等等。凡是建康近郊的名胜之处，几乎都被皇家所占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乐游苑和华林园。 乐游苑在令太平门内的九华山一带。东晋时原是种药草的园圃，宋武帝刘裕为大将时，曾在此筑“药园垒”以抵御孙思等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刘宋建国后不久，就改建为“北苑”。接着，又在覆舟山兴建楼台亭阁，北临后湘，改称乐游苑。同时，建造"正阳"和“林光”二殿，刘宋皇帝经常在里面钦酒作乐。梁末曾一度被毁，陈朝时又恢复。 华林园则是建康历史上最悠久的一座皇家花园，可以上溯到东吴和东晋时期。它的范围包括今鸡笼山大部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刘宋时开始大规模扩建，当时的园内已有景阳山、武壮山、天渊池、花萼池，以及景阳楼、灵曜殿、光华殿和风光殿等建筑。又在鸡笼山的最高处筑有“日观台”，又名“司天台”，作为观测天文和气象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今北极阁气象台的最早开端。梁武帝时，普经在园内建造两层的高阁，上层叫“重云殿”，下层叫“兴光殿”。殿前还有高楼2座，东面的是“朝日楼”，西面的是“夕月楼”。据说上楼的阶道要绕9转才能登临，建造得“巧丽无比”。在华林园的西面，还有梁武帝建造的极其宏丽的同泰寺（今鸡鸣寺前身）。 那些处在建康围城中的世家大族子弟，原来是每天都熏香剃面，涂脂擦粉。平时锦衣玉食，出入需人扶持，见了嘶跳着的马匹都以为是出现了老虎。侯景之乱时，个个饿得“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但是，还穿着罗绮的衣服，怀抱着金玉珠宝，等待着他们末日的来临。经过前后三年的“侯景之乱”，建康城已经残破不堪。梁军收复建康时，又纵兵劫掠，把宫中剩余的财物全部抢光。当时人们记载说：“王师之酷，甚于侯景”，“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居民密集的长干里，这时几乎不见人烟，都城内外全是一片荒凉景象，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胜利者梁元帝萧绎，不愿意再在建康建都，就迁都到他的根据地荆州（今湖北江陵）。不久，他又被北朝的西魏所灭。梁朝大将陈霸先在建康消灭了反对派，自立为皇帝，建立起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朝”。但是，陈朝的疆域已较梁朝大为缩小、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的土地都归北朝所有，国力也衰弱得多。 陈霸先只做了三年皇帝，接着皇室内部频繁争夺帝位，政治很腐败。到了后主陈叔宝统治期，又大兴土木，在华林园中建造高达几十丈的“临”、“结绮”、“望仙”三阁。每阁都有几十个房间，门窗栏槛均用沉檀香木做成。各室外施珠帘，内设宝帐，家具和用品十分瑰丽，被当时人认为“近古所未有”。又在三阁之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用来点缀周围的环境。陈后主自己住在临春阁，他最宠爱的张贵妃住结绮阁，另外两个贵嫔--龚、孔二贵嫔住在望仙阁。三阁之间，用阁道相通。陈后主终日在华林园中与妃嫔、文臣学土们游宴，经常通宵达旦。他们曾创作了一些诸如“临春乐”“玉树后庭花”之类的后人所称的“亡国之音”。到公元589年隋军兵临建康城下时，陈后主就与他的宠妃们一起躲在华林园内景阳楼畔的枯井中，最后全被隋兵活捉。所以，此井又名“辱井”，或名“胭脂井”，位置在今鸡鸣寺后的东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千里荤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江甫春》的诗篇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一庞大的数字，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据史书记载，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迷信的广泛流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 在东吴时期，建业都城最早的一座怫寺是建初寺，系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孙权为西域高僧康僧会所造，当时的佛寺以塔为主，所以寺的中心有一座供养佛骨“舍利”的宝塔。由于此寺位于秦淮河畔的大市后面，所以又名“大市寺”，地名就叫做“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里翻译了几部佛经，这是江东地区译经事业的开端。另外，在长干里还有一座佛搭--“ 阿育王塔”（阿育王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非常信佛的国王），塔基地宫内也埋藏有佛骨舍利，塔旁原有尼寺，于东吴中期被毁，西晋初年惭复为长干寺。 到了东晋时期，由于佛教徒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中流行的玄学和清谈之风，使佛教逐渐中国化，得到了皇室和世家大族们的普遍信仰。建康的佛寺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现在有名可查的，就有40座左右。又因翻译佛经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手段，所以建康的译经事业进一步兴盛起来。印度、南亚和西域诸国的文化艺术也随之而大量传人，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建康从事佛经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代表人物，以东晋和刘宋时期的我国高僧法显、宝云和从中印度来的佛驮跋陀罗等人的贡献最大。法显既是当时的大翻译家，又是一位大旅行家。他以65岁的高龄，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诸国，超过帕米尔高原，周游天竺（今印度）诸国，寻访佛迹和佛经。归途中经锡兰岛和苏门答腊岛，本来想回到广州，但所乘船舶被海风吹至山东半岛的牢山（今青岛附近崂山），他登陆后只好经广陵（今扬州）和京口（今镇江）等地，于公元4l3年才回到东晋的首都建康，这时候他已经79岁了。法显在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公元414年），就写成了他的旅行记。全文虽然只有9500多字，却是叙述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被称为《法显传》，又名《佛国记》或《历游天竺记传》。这部书和后来唐代三藏法师玄奘著的《大唐西域记》，可以说是六朝和隋唐时代我国最杰出的两部国外旅行记。 位于建康南郊的道场寺（又名斗场寺，约在今雨花门外），是晋、宋之际的佛经翻译中心。在法显回到建康的前一年（公元412年），他在长安结识的中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及其大弟子慧观，已由东晋大将刘裕请到道场寺。接着，与法显在北天竺会过面的高僧宝云也来到道场寺。宝云普经在国外钻研并掌握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这就为他的翻译佛经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法显在道场寺里大约住了5年左右，除了写成《佛国记》外，还翻译了佛经六部，共100多万字。佛驮跋陀罗则和上百名中国僧人，从公元418年起在道场寺共同翻译出大部头的《华严经》。其中宝云在道场寺从事译经工作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能一边看着梵文本的佛经，一边立即口译成流利的中文。经过他译成和订正的佛经有《无量寿经》等多种，质量都很高，人们评论说：“江左译经，莫不推宝云为第一”。 瓦官寺是当时保存艺术珍品最丰富的一座佛寺。如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和雕塑家戴逵（kui读葵）、戴颐顒父子，都在瓦官寺内留下了他们的杰出作品。瓦官寺的位置在今南京城西南角的花露岗上，创建于公元364年，原来是东晋政府官营的陶器作坊，称为“瓦官”，所以就用来作为寺名。当瓦官寺才建成的时候，寺僧向社会上募集经费。一些皇室、大族和官僚纷纷捐款求福，但都没有超过10万个铜钱的，唯独年仅20岁的顾恺之却写上一笔百万钱的捐款，因而被认为是说大话。不久，寺僧向他索取款项，顾挡之就要寺僧在大殿上准备好一堵白墙，然后关起门来在里面专心画了100多天的壁画，画的主题是《维摩诘居土像》。据佛经说，维摩诘是一个道行很高的居士（“居士”就是信仰佛教，但没有正式出家当和尚的人），在佛教人物中非常有名，相传他经常同文殊菩萨辩论问题。当这幅巨大壁画基本完成，将要给维摩诘点眼珠之际，顾恺之通知寺僧请人来参观并捐款。这时，一个光彩焕发、清瘦聪慧、凝神沉思着的维摩诘居士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使整个寺院的气氛为之大变，观众们纷纷踊跃捐钱，很快就超过了100万个钱。这幅著名的壁画据说到唐朝时还存在，大诗人杜甫曾经亲自到金陵来看过这幅画。后来，此画曾一度移到镇江的甘露寺，晚唐时又被移到长安的皇宫中，可见这画的价值之大。 顾恺之的住所就在瓦官寺附近，后代称为“顾楼街”。据说，他为了专心作画，特地位在楼上，平时把楼梯抽掉，经日不下楼，人们称他为“才”、“画绝”和“痴绝”。东晋的丞相谢安称赞他的画是“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但顾恺之自己却认为，画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画好眼睛。他在画人物扇面时，甚至不点眼睛。有人间他，答复道：“那可点眼，点睛便语”。又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 。他主张画人物要掌握每个具体人物相貌中的特征和他们特定的性格。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存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都是唐代前后的摹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用笔“如春蚕吐丝”，又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 在瓦官寺中，还有大雕塑家戴逵和戴顒父子两人的作品。戴逵曾经为瓦官寺铸造过5尊铜佛像，当时人们把这几尊精致的佛像，连同顾恺之所作的"维摩诘像"壁画，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高4尺2寸的白玉佛像，合称为瓦官寺的“三绝”。据记载，戴逵在进行雕塑时，常常虚心听取观众的评论，来改进自己的作品。有一次他雕刻了一尊高达1丈6尺的无量寿佛的木像和两尊菩萨，看来看去总不够满意。他就把自己藏在像旁的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评论，然后又以三年的时间重作新像，从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赏。戴顒继承了他父亲的雕塑技艺，也完成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他还善于修改已成的佛像，有一次，刘宋的太子送了一尊高达1丈8尺的铜佛像给瓦官寺，人们看了都觉得面部太瘦。后来请戴颐来看，才发觉是由于肩膀和手臂太肥了的缘故。工人按照戴顒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居然成为瓦官寺中最雄伟的一尊佛像。 瓦官寺的闻名于世，除了因为东晋时寺中有“三绝”以外，还由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对它的大事扩充。如在梁代时增加了著名画家张僧繇绘制的大幅壁画，并新建了一座高达340尺的瓦官阁。张僧繇是一位善于画人物，特别是画佛像的名画家。他在建康的许多佛寺里都创作过壁画，见于记载的除瓦官寺外，还有乌衣巷附近的安乐寺。相传他曾经给安乐寺画了四条白龙，但都没有点眼睛。后来，寺僧坚持要他点，结果其中两条龙点睛后立即破壁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成语的由来。张僧繇还善于学习国外的绘画技巧，传说他在青溪一乘寺的寺门两侧画过许多凹凸花，就是使用红色和青绿色等由浓变淡的色彩，来表现花叶的明暗透视，远望起来好像有着凹凸的立体感。实际上，他是采用了当时流行于天竺的“晕染法”。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一乘寺为“凹凸寺”。 瓦官阁建于粱武帝时，因距离当年的长江很近，所以在临近中午的日照下，阁影可以映入江中，是当时眺望江中景色的一处名胜。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阁，并在他的作品《横江词》中提到此阁说“人言横江好，我道横江恶、－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可惜在南唐灭亡时，这阁被吴越国的军队烧毁了。 在瓦官寺的东面，还有一处南朝名胜叫做“凤凰台”，传说在刘宋年间，曾经有三只类似孔雀的异鸟飞到今花露岗上来，并且吸引了许多普通鸟类前来“百鸟朝凤”。由于在封建时代这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因此刘宋政权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高台，叫做“凤凰台”。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台，并且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的著名诗篇。全文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鸳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以上我们所介绍的建初寺、道场寺和瓦官寺等寺庙倘位于秦淮河畔。这个地区从东吴以来一直是繁华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像建初寺的前面是著名的大市，道场寺的前面是斗场市，瓦官寺也距离大市很近。这与后来开封的大相国寺和苏州玄妙观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寺庙前面有一个热闹的市场，此外，东晋和南朝的皇室、大族和官僚还纷纷把他们的住宅捐给和尚作寺院，称为“舍宅为寺”。这一类的寺院为数很多，像上面提到的张僧繇画龙的安乐寺，原是东晋大族代表人物中的王坦之的花园。以凹凸花著称的一乘寺，也是梁邵陵王萧纶的府第，后来陈朝的大官僚、文学家江总又把他的读书堂施舍给此寺。大致东起青溪，西迄石头城，南至雨花台，北抵都城北郭的中心区域里，就分布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半数以上的寺院。 南朝皇帝为了利用佛教统治人民和为自身求佛，曾在宫城内外修造了一系列金碧辉煌的寺庙，以便于他们朝夕参拜，同泰寺（今鸡鸣寺前身）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晋永康年间），鸡笼山上就已经有了佛教寺院。公元527年，梁武帝萧衍又创建同泰寺，并使寺的南门正对着宫城的北门，以便利他的出入。寺里共有六座大殿，10余座小殿和佛堂，还有7层的大佛阁和9层的宝塔，供牵着非常壮丽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银佛等。梁武帝本人曾经四次假意“舍身”到同泰寺里去当和尚，再让进臣用巨款为他赎身，利用这种手段帮助寺僧骗取到几万万个铜钱。后来，同泰寺着了火灾，梁武帝还想再建造一座更高的12层宝塔，终因“侯景之乱”而没有完成。因此，同泰寺所浪费的人力和财力，在南朝所有佛寺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建康东郊的钟山和东北郊的摄山（今栖霞山），是南朝佛寺的另外两个集中地。分别在钟山南北的佛寺很多，梁以前就已有70座，梁时佛教最盛，数量应该还有增加。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北高峰上的大爱敬寺、法云寺和头陀寺，今明孝陵所在地独龙阜的开善寺和定林寺，还有北说的草堂寺（明朝常遇春墓所在地）等等。开善寺创建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l5年），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高僧宝志而设立的。据说，当宝志死后，梁武帝曾出了20万个铜钱买下了定林寺前面的独龙阜来埋葬他，墓上建有一座五层宝塔，塔顶嵌有国外进口的无价琉璃宝珠，所以又名“玩珠塔”。当时的大画家张僧繇曾为宝志画过肖像。后来，唐代的名画家吴道子重新画像，并由大诗人李白作赞诗，书法象颜真卿写字，刻在同一块石碑上，所以也叫"三绝碑"。到元朝初年，砷上又加上了书画家赵孟頫（读甫）写的《志公十二时歌》。明朝初年，因为建造明孝陵，便将宝志墓塔、三绝碑与佛寺一同迁到今灵谷寺所在地。现存灵谷公园内的“三绝碑”，已经是清朝乾隆以后的仿刻品。 摄山的南朝佛寺略少，见于记载的只有栖霞寺、庆云寺和止观寺等几座，但却以人工开凿的石窟寺――“千佛岩”而闻名。千佛岩位于今栖窟寺后的千佛岭上，最早的一个大石窟名叫“无量殿”或“三圣殿”。该殿的主佛为高达3丈2尺5寸的无量寿佛坐像，两侧为各高3丈的观音和势至两菩萨，会称为“西方三圣”开凿于南齐永明七年（公元489年）创建栖霞寺后不久。其余的近300个佛龛和500多尊佛像，绝大多数是齐、梁两代的皇族和大官僚出资为自己求佛的，其中有齐朝的文惠太子、豫章王、竟陵王和始安王等提到的那个爱钱如命的梁临川王萧宏，因为他自己舍不得花钱，就动用梁朝国库的公款大规模地修造和装饰石窟。这些佛龛内部的基本布局，都是“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弟子通常是老年的“迦叶”和少年的“阿难”），有的佛座下蹲有双狮（称为“狮子听道”），窟门两侧还常有天王力士像。它们的雕刻作风都较圆润细巧，秀丽典雅，与北朝云岗、龙门等石窟的艺术风格似有所差别。可惜千佛岩的石质为红色沙岩，易于风化。又经明代太监们的大事重修，以及解放前无知寺僧们的用水泥修补装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集中在建康一地的南朝四百人十寺，是当时人民的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民田、民宅和名胜之地，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寺造塔和雕铸佛像，还要养活十几万的和尚和尼姑。每座佛寺都拥有庞大的庄园，并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他们既是神权的代表者，又兼世俗的大地主和大商人。这样，人民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更为沉重了。因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土纷纷起来反对。刘宋时曾在今太平南路四象桥（古代叫青溪中桥）之北建有宏丽的"湘宫寺"，寺址原是宋明帝刘彧的王府，他做了皇帝以后，就"舍宅为寺，造了两座五层宝塔，并在铜佛像上使用了金箔制成的背光，极其奢丽。在宋明帝叫群臣参观他的所谓“功德”时，有一个名叫虞愿的官员就直言不讳他说：“这是老百姓卖妻卖儿钱所建成的，这种罪恶比宝塔还要深重，有什么功德可言呢？” 公元489年时，一场中国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的大辩论，在鸡笼山旁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里展开了。其中无神论者的代表人物是杰出的思想家范缜，有神论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萧子良、萧衍和沈约等，还有大批的佛教僧徒参加辩论。范缜一面进行口头辩论，一面积极起草《神灭论》的文章，证明物质是具体存在的，而精神则是附生的。这对于当时广泛流行的佛教迷信，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所以《神灭论》在公元507年公开发表后，范缜再次受到了佛教徒的大围攻。但是，他毫不畏惧，声明决不“卖论求官”，继续据理驳斥怫教徙的骗人鬼话。据说他经常“日服千人”，许多佛教信徒都被他驳得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只好把梁武帝请出来，利用政治压力把范缜流放到了广州。但是，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范缜被流放以后，又有郭祖深等继续进行反佛斗争，一直到“侯景之乱”建康被毁时才告一段落。 在建康近郊六朝佛寺的周围，分布着一系列的东晋至南朝的帝王陵墓。这些陵墓之前，多数竖有巨大而生动的石刻，保存到今天的还有20多处，它们是我国中古时代石刻中的代表作品，历史艺术价值很高。 建康地区年代最早的六朝陵墓，要算是三国东吴孙权的陵墓。他死于公元252年，史书都记载说是葬于钟山之阳，称为“蒋陵”，或“吴大帝陵”。
明清时代的南京地方志则进一步指出是在朝阳门（今中山门）外的第三个山岗，俗称“孙陵岗”，那么，孙陵岗的具体位置又在何处呢？由于北宋时的政治家王安石说过：“南朝九日台在孙陵岗旁，去吾园（指今中山门内半山园）数百尺。”由于北宋时今中山门一带没有城墙，由半山园直接向东南走不远，就到今明孝陵的前面，那里较大的山岗，只有一座“梅花山”，而梅花山一带的旧地名又称为“蒋陵里”或“吴王坟”。此外，在南京民间还流传说，明太祖建造孝陵时，曾经讲过要孙权为他“看大门”。综合上述资料，我们认为孙权的陵墓很可能就在今梅花山下。据史书记载，蒋陵内葬有孙权和他的后妻潘夫人，他的前妻步夫人和宣明太子孙登，也分别葬于蒋陵附近，俗称“步夫人墩”和“宣明太子坟”。但是，在地面上都已看不到任何遗迹了。 东晋共有ll个皇帝，据唐代著作《建康实录》记载，除废帝司马奕葬于吴县外，穆帝葬于建康幕府山之阳，元帝、明帝、成帝和哀帝葬于鸡宠山阳，康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和恭帝葬于钟山之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所谓“平葬，不起坟”，因此陵墓的位置不易确定。1961年11月，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发现了一块石刻，上书“宋永初二年太岁辛酉十一月乙已朔七日辛亥晋恭皇帝之玄宫”26字，这就说明了今富贵山乃是东晋后期五陵的所在地，而东晋恭帝诸皇后在附近覆舟山下所建的“青园寺”，当与此陵区有关。到1964年，南京博物院又在距离晋恭帝石竭发现地的西面400米处，发掘到一座建筑结构较为复杂的东晋大墓。我们认为该墓很可能就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陵墓，因为《建康实录》中说过：晋恭帝冲平陵“在蒋山之阳安帝同处”。而且，今后还可能在富贵山一带继续发现康帝、简文帝和孝武帝的陵墓。至于葬在"鸡宠山之阳"的四座晋陵，根据现有迹象判断，我们认为可能是在鼓楼岗的南麓。1972年4月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出来的东晋大墓也许就是这四陵之一，它的地理位置符合于《建康实录》中所说的：“在今县（指唐代上元县治，在今朝天宫一带）北九里”。据《南朝佛寺志》，附近还有东晋时所建立的“耆阇《du读都》寺”。 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建康的东晋陵墓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在宫城之东，即今太平门内富贵山南麓，该处有古地名“东陵”；一在宫城之西，即今鼓楼岗南麓，该处也有古地名“西陵”。此外，在1981年4月，南京市博物馆曾在幕府山南麓的北崮山发掘过一座东晋大墓，其规模略小于富贵山的东晋皇陵，而与南京大学北园晋墓相仿。这三墓都发现有象征着帝王特殊地位的龙头形和虎头形的陶座各一对，这是作为悬挂丝织品帷帐之用的座子，还分别出土有精致的青瓷器、金器、玉器以至玻璃器等高级的随葬品。所以，幕府山大墓很有可能即是东晋穆帝的永平陵，附近也有南朝古刹幕府寺。 由于南朝齐、梁两代的萧氏皇帝死后，都归葬其故乡南兰陵郡的南兰陵县，所以齐、梁的皇陵都分布在今丹阳市境内，建康地区仅有宋、陈两代的皇陵。 刘宋王朝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只有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一处，位于今南京市东郊的麒麟门，其东有“本业寺”。陵前的神道入口处，保存着造型优美的双翼石兽一对，长度和高度各有3米左右，重达2万多斤。左边的石兽为双角，通称“天禄”；右边的石兽为独角，通称“麒麟”，二者合称“麒麟”。“麒麟”是一种狮形的神兽，在生物界中并无实物，石刻品从汉代起就出现于大墓的神道中。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商周的青铜器，特别是近年来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中，出土了与南朝石兽造型非常相似的错银双翼铜兽，更说明了这类神兽是我国传统的艺术品。不过，到了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广泛流行，而狮子又是佛的护法神兽，所以这类狮形石刻也就更多地被用在帝王陵墓的前面。 在南京西南郊的西善桥附近，于1960年发现了一座装饰有《竹林七贤图》砖印壁画的南朝大墓，根据在丹阳胡桥和建山发现的两座有同样内容壁画的南齐皇陵的情况，西善桥大墓亦应是南朝皇陵。不过，在年代上要比丹阳二陵为早，因西善桥大墓出土器物的时代风格，与南京甘家巷附近的刘宋元徽三年（公元475年）的大族明昙憘墓出土物非常相似。所以，我们认为西善桥的南朝大墓应属刘宋皇陵，对照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刘宋孝武帝刘骏的景宁陵。这幅《竹林七贤图》壁画，在南京和丹阳地区已发现的三处中，绘制得最为工整。画中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怜和阮咸等魏晋时期善于“清谈”而又“嗜酒”的“七贤”，以及配置的春秋时期“高士”荣启期，人物线条相当流畅，表现出南朝典型的“秀骨清像”的绘画风格。关于这类的《竹林七贤图》，根据有关记载，东晋的大画家顾恺之和戴逵，以及南朝宋、齐之际的大画家陆探微都曾有过创作，但均已失传。从西善桥大墓这幅壁画的风格看，以所谓“铁线描”为主，不像顾恺之所常用的春蚕吐丝般的“高古游丝描”，“秀骨清像”的特点也很显著。有的人认为这一壁画的母本非常接近于陆探微的作品，而由匠师们复制成为砖画，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南朝陈代的皇陵，地点比较明确的有南京光华门外上方桥附近的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以及栖霞山甘家巷南狮子冲的陈文帝陈篟（读欠）的永宁陵。二陵前各有石麒麟一对，陈武帝陵前的石麒麟造型较为朴实，线条亦较简单；但陈文帝陵前石麒麟的造型和装饰却相当华美，雕刻手法细致圆熟，是南京地区同类石兽中的代表作。此外，在南京西善桥附近的罐子山北麓，也发现过一座南朝大墓，并且装饰有“狮子图”等砖印壁画，还有反映佛教艺术风格的莲花和卷草等的花纹砖。对照文献记载，这座大墓很可能是陈宣帝陈顼（xu读旭）的显宁陵。 齐、梁两代的皇陵虽然都在今丹阳市，但王侯一级的墓葬却多数在今南京地区，尤以东北郊尧化门到栖霞山之间最为集中，附近有南朝古寺“宝城寺”后改“衡阳寺”）和栖霞寺。该处分布有梁武帝的七弟安成郡王萧秀墓、九弟鄱阳郡王萧恢墓、十弟始兴郡王萧憺（dan读淡）墓、堂弟吴平县侯萧景墓，以及萧憺之子新渝县侯萧英墓等，梁武帝的六弟临川郡王太尉萧宏墓也在距此不远的仙鹤门附近。这些粱代王侯墓前的神道中，通常是先列一对大型的双翼石兽，这类石兽均身躯肥壮，颈部粗短，作张口吐舌、阔步行进的状态，重达1.5万公斤左右，其造型比石麒麟更接近于狮子的形象、一般称之为“辟邪”。如果说南朝石麒麟给人的印象是窈窕而秀美的话，那么石辟邪的艺术形象便是健壮而丰满。南京地区现存的南朝石辟邪，以萧景墓前和萧宏墓前的最为生动。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二列石刻是一对高达6米左右的神道石柱。这种石柱分作柱盖、柱身和柱础三个部分。最上部是一只屹立于莲花纹石圆盘之上的小型石辟邪；中部是具有20余道直线凹棱纹的椭圆形柱身，其上端附有长方形石额一块，刻写着墓主人的官衔和姓氏，通常是左柱刻正书，右柱刻反书，或左柱刻顺读文，右柱刻逆读文；下部的柱础上则蟠曲着一对头部相向、口衔宝珠的螭龙。全柱的造型匀称，比例协调，使人有秀丽挺拔和端庄凝重的感觉。南京地区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柱，仅有尧化门外太平村（即十月村）萧景墓前的一件。这种带凹棱纹和小辟邪的神道石柱，过去一般认为是受了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其实，在我国东汉时期已有出现。如北京西郊八宝山附近的东汉墓地中，就发现过这类凹棱纹的神道石柱，柱上端的石额上刻写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等字，柱础上浮雕着双虎奔逐的形象。不过，北京发现的东汉秦君神道石柱的上部为石刻的屋顶，而无圆盘和蹲兽。所以，南朝神道石柱的造型，应是我国固有的艺术传统与佛教艺术融合以后的新的艺术创造。 神道石碑是南朝王侯墓前神道中的第三列石刻。这种石碑高有5米多，重达1万公斤左右，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个部分。碑首作浑圆而无棱角的碗形，饰以交相蟠曲的双龙，碑额上凿有被称为"穿"的圆孔，这是古代利用成对的碑来悬棺下葬的遗制。碑身正面通常刻有为墓主歌功颂德的长篇碑文。碑座都做成昂首的巨龟形状，称为“龟趺”。这种巨龟名叫“贔屃”，据说它的气力特别大，能够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做成碑座。南京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南朝神道石碑，是位于栖霞山甘家巷西侧的萧憺墓碑。 以上所介绍的南京附近六朝陵墓，乃是中外闻名的古迹之一。尤其是南朝陵墓之前的石刻群，堪称为我国中古时代雕刻艺术中的精华，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现在，这些精美的石刻群都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京幕府山西南的象山发现了大族王氏的基地，在古石子岗（今雨花台一带）发现了大族谢氏的基地，在幕府山西侧的老虎山发现了大族颜氏的墓地，在栖霞山甘家巷北江边贰壁山发现了大族明氏的基地。出土了大批精致的青瓷器、金银器、铜器、陶器，以至一些过去罕见的丹丸、黑墨、玻璃器皿和金刚钻石指环等文物，为研究我国的陶瓷发展史、金属工艺史、药学史、文具史，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等，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同时，也对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墓地选择、排葬次序、墓室结构和随葬品制度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摘自“探索者” 多媒体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