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太平军后勤史话
作者：杜杨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4年十月上，第80～84页
2014年是天京（即南京，太平天国的都城）陷落150周年，回想一个半世纪前的血雨腥风，太平天国困守一隅，却在中外敌对势力联合绞杀的严酷环境下坚持了14年。那么，太平军后勤保障体系是如何建立、成型和运作的，又有哪些独特创新？拨开历史迷雾，本文试对此做一浅析。
两套系统各司其职
太平军编制以军为最大单位，指挥官称军帅。军帅以上还有监军、总制。军帅平时负责部队训练，战时统兵出阵，但要受总制和监军节制。遇到比较大的军事行动时，太平军会另派一个王或丞相为主帅，统一指挥几个军作战。军帅以下则基本按“五五制”，分属有师帅、旅帅、卒长（注：管辖4名两司马）、两司马、伍长（注：带4个兵）。一个军满编为1.4万人，但前期不足额，只有约2500人，后期则将编制改为队和营，但无论怎样调整，卒长、两司马这2级始终保持员额不变。由此可知，太平军是以104人的卒为基本单元，这与近世陆军以连为单位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军帅指挥部中，设有文书、军册、卫队、勤务人员46，名以及分管军需、器械、军法、军医的技术军官（注：统称典官）35人和大批下属（注：称听使）。其中，负责后勤的典官27人——掌握资财的典圣库2人，分管油盐、粮食和采购的典圣粮、典油盐、典买办各2人，分管武器、弹药、旗帜的典炮、典铅码、典红粉（注：负责火药）、典硝、典旗帜各2人，负责医疗急救的内医（注：内科）、掌医（注：外科）、功臣（注：此为官职名，专司伤病员的医药饮食，因为太平军将伤员统称为“功臣”）、拯急救、理能人（注：负责护理）各1人，负责筹集、制造攻防器械的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各1人。这些后勤部门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比如救治伤员时，拯急救会先给伤员敷草药，然后送入“能人馆”（注：又名“功臣衙”），由内外科军医继续治疗，并由理能人负责护理调养，而伤病员一切所需均由功臣提供。
除了这套军中后勤体系，太平军还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后勤系统，即专门生产军需物资和日用品的诸匠营、百工衙。攻占金陵后，原设军中的诸匠营随之集中在天京，下设瓦匠营、金匠营、镌刻营、金靴营、织营、绣营等，还有相当于内河海军的水营，以及制造云梯等攻城器械的木营和负责土工爆破作业的土营。这些“军工企业+技术兵种”规模很大，如水营有船上万条，织营人数达1.4万，木营、瓦营亦有数千之众。
此后，太平天国又建立百工衙，将手工业纳入各典官管辖范围。在天京，102名典官分管9大行业，即兵器业、食品业、纺织服装业、建筑业、交通工具制造业、日用手工业、印玺器饰货币业、印制业和其他杂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兵器业，下设典炮衙、铜炮衙、典铁衙、铅码衙、典硝衙、红粉衙、战船衙、弓箭衙、旗帜衙，专门制造各种枪、炮、刀、矛、弓箭、弹丸、火药以及战船、旗帜等军工产品。
按需配给确保战力
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的基本制度，从军帅至两司马的5级单位都设有圣库，官兵可根据需要从圣库中领取物资。起兵之初，太平军对“缴获一切归公”的底线把得很严。1851年9月攻占广西永安后，洪秀全下令“各军各营众兵将……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太平军只许官兵持有5两以下银钱，违反者以叛徒论处。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又设立了总圣库和总圣粮，职能相当于总后勤部。圣库制度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这种战时供给制毕竟保障了太平军全体成员的最低生活必需。即使到后期，圣库制度仍勉力维持，“兵士甚至可按月领到两块银元”。
据英国传教士观察，至少到1853年冬，太平军仍恪守“官兵一致”原则，全军实行供给制，基本标准上至天王洪秀全，下至普通士兵，差别并不大。当然，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比如天王每天额外补助10斤肉，依次减少，到总制减为半斤。另外，每7天发给军官100文钱、士兵50文钱生活津贴，称“礼拜钱”。每25人每7天发200斤米、油盐各7斤，下级军官可随时向上级申请数目不等的买菜钱，打下大城市、大战胜利或年节期间，另发给餐费，比如1853年太平军在武昌过春节，就每营发给猪一头、钱数贯，间或还给部队发放牛羊，并设“宰夫街”，供各军自行领取肉食。
太平军的服装起初比较混乱，“由粤西至长沙，尚皆布衣褴褛，缝数寸黄布于衣襟，以为记号，囚首垢面，鹑衣百结者，比比皆是”。即便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人，也不过穿戴红袍、红风帽而已。太平军常年在南方丘陵、水网地带作战，打仗时多短衣赤足，取其登涉轻便，唯以包巾区分等级。一般来说，新兵扎红巾，军官和老兵包黄巾，旅帅以下黄布巾，以上则为黄绸巾，“拖长一寸，官大一级”。
另外，太平军还用半臂式如同背心的各色号衣来区分统属关系，比如天王洪秀全部下皆黄背心无边，东王杨秀清部下皆黄背心绿边，翼王石达开部下则黄背心蓝边。士兵号衣前后各缀长5寸、宽5寸黄布一方，前写“太平”二字，后写“第某军圣兵”。定都天京后，随着物质条件改善，太平军服装从1855年起逐渐制式化，不再另缀黄布，但仍保留腰牌，用于查验身份、辨别敌我。
主战兵器“冷热混搭”
初期太平军所用兵器，多为比较粗糙的刀和长矛。以骑兵长刀为例，其形制类似土耳其弯刀，一般为双柄式，刀口厚而宽。太平军火器则主要是缴自清军或自制的火绳枪、抬枪、抬炮，以及少量前膛火炮。为解决原料和弹药匮乏问题，太平军把铜佛、钟磬融化后铸成枪炮，并在各乡设立煎硝厂，从旧砖瓦中熬制火药所需的硝。即使这样，仍无法满足战争对金属的巨大消耗，为此太平军又配备部分竹制兵器，由各军中的典竹匠负责监造、供应。早在广西时，太平军就用过竹炮（注：一种竹制管状火器），其步兵更是普遍装备长8尺到1丈8尺不等的竹矛，用来克制清军骑兵。
到了后期，特别是1860年一破江南大营并开辟江浙根据地后，太平军获得了相对便利的外购军火的条件。当年3月，太平军就从上海洋行购进步枪3000多支、火药近5吨、子弹1.8万余发。1861年占领宁波后，太平军又从图私利的英法官兵手中，买到不少军火并打算筹款购置美国炮舰。1862年4月，上海洋行又供给太平军795门不同口径火炮和近5吨弹药。
不过，洋枪洋炮因依赖外商供应，又属于清军严查的违禁货物，其价格往往高得离谱，一支原价15至25块银元的西洋短枪，太平军就要支付100块银元。后来因财力有限，太平军改用土特产和丝绸搞“易货贸易”，却再难买到精良武器。为此，太平军尝试自办兵工厂，对洋枪洋炮进行修理、仿制。忠王李秀成曾提及，他命人仿造太仓作战时缴获的西洋开花炮，“竟与原样无差”。洋枪队副统领白齐文投奔太平军时带来一些外国技工，也得到李秀成优待，被安排在苏州兵工厂修造军械。当时的江苏昆山城内，有两名英国人主持太平军炮弹厂。在福建漳州，太平军则延请爱尔兰人麦克奥立夫制造臼炮和弹壳。前英国军官呤唎1860年投效太平军，也帮助采购过不少武器，他还夺得一艘装有火炮和弹药的洋轮“飞而复来”号，交给太平军用于作战。
大量西方热兵器的列装，使太平军的编成、战术发生很大变化。李秀成不仅卫队1000人全部装备来复枪，他率部解天京之围时，还带来“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两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曾国藩形容李秀成部作战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烽燧蔽天，流星币地”。而据外国雇佣兵回忆，守卫苏州的太平军“四分之一的兵士配有步枪与来复枪”，数量或达3万支。当然，限于经济、工业实力和严酷的战争环境，太平军虽有少量精锐部队配有新式火器，但主战装备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这也是历史大背景使然。
后勤保障来源多样
综合来看，太平军所需粮饷、军械除自制外，大致通过以下6种方式获取：
捐献协饷。起义之初，拜上帝会会众举家参军，将房屋、田产变卖换成现金，统一上交圣库，连韦昌辉、石达开等出身富豪的将领也不例外，这“第一桶金”对维持早期太平军供给曾发挥重要作用。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高层皆私蓄钱财。1863年冬，洪秀全要求李秀成助饷10万两，后者遂将家里的首饰和7万两现银交出。
战利品。太平军从永安突围，进入湘南后，“所得大小炮甚多，红粉四千余，骡马不计其数……米谷甚多，目下查得粮有十万余，油盐足用”。之后，太平军迅速夺取沿江各重镇，所获船只以万计，粮食、钱财无数。后来，太平军北伐，仅在归德府就得火药10余吨，铁炮无数。李秀成占领苏州后，将缴获的75万两现银和供40万人食用一年的粮食运回天京，以致当时有“转粮一线仗苏州”之说。
民间征集。分为“进贡”“打先锋”两类，前者相对自愿，后者则带有强制性。进军途中，太平军往往派出一支轻装的先遣部队，预先在宿营地张贴布告，动员群众接济粮饷。而“打先锋”则类似“打土豪”，即以强制方式向地主、富豪科派，对于清朝官僚的财产则全部抄没。
田赋税收。定都天京后，城中数十万军民每月需米约800万斤，油、盐各30万斤，而这些生活物资很难就地筹措，幸亏后来各占领区新征粮食源源不断接济天京，才缓解了缺粮危机。到了后期，太平军主要从苏杭运粮，仅1863年1至7月就动用船只数百条，从水路运粮至天京。另外，太平军还在江河主航道、各乡镇、闹市区设卡收税。占领苏南、浙江、安徽后，太平军从当地丝茶贸易中抽税，年就可收入200万银元。
商业采购。太平军的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直接向商人购买。有时为购买食物、绸缎、颜料、纸张，太平军一次就要花费10多万两白银。而从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手中，太平军不仅买到洋枪洋炮，还曾购买粮食接济被围困的安庆、天京。据曾国藩称，1861年5月25日，“有洋船……载（米）约有二千余石，至安庆城下停泊”，从而导致清军的围城行动“九仞功亏，前劳尽弃”。
工商贸易。太平天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其从江淮运盐至湖北销售，返回时再将当地的棉花、布匹贩卖到安徽、江苏。太平军还在常熟买卖水产品，在苏州贩运水果，并开采矿藏，比如湖北广济银山煤矿日产煤2000余担，都被船运至天京。需要指出的是，水路通畅与否事关天京存亡。1863年6月湘军攻占九袱洲（注：今南京浦口港），天京水上粮道第三次被切断，加上太平军各部解围失败，天京遂于次年陷落，正所谓“船运一绝，则江宁必内溃矣”。
湘军后勤优势何在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后勤制度，就更先进、更科学呢？
尽管从战争结局看，太平军的后勤制度不算成功，但其用比清朝少得多的资财，支撑并保障了长达14年、最多时达上百万官兵的日常生活与军事斗争，能做到这点已属不易。反观太平军的死对头湘军，从1852年曾国藩奉旨办团练，到1864年攻陷天京，总规模（注：包括驻川、闽、桂、浙的湘军分支）从未超过30万人，其中曾氏兄弟指挥12万人，但投入一线作战的可能只有约7万人。更何况，湘军兵力增长不快，初创时仅1.7万人。1858年三河镇之役，太平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部约6000人，竟让清朝官员哀叹湘军“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可见湘军规模确实不大。而且，曾国藩采取发半饷制度，欠上几个月乃至几年饷银是家常便饭，这样算下来，12万湘军每年人工费并不高，估计也就300万两白银。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湘军对地方索取较少呢？恰恰相反，别看需要养活的官兵不多，湘军的敛财能力却一直“超强”。据统计，1853至1864年，曾国藩仅从江西一省就获得白银1019万两、大米近10万担。别的省份也没少给曾国藩“协饷”，1853至1856年，湘、鄂、粤、川、陕等省共发来白银约290万两，安徽则在1861至1864年提供了310万两白银。以上数据合计，就已超过1600万两白银，足够支撑极盛时期的湘军好几年开销。后来，湘军又开征厘金（注：商税），仅湖南一省年获利就达100万两。
另外，曾国藩之所以能“举国之力养十万兵”，还与清朝仍掌握中央政权有直接关系——湖南提供兵员，江西和安徽提供粮钱，湖北提供军需物资，其他省份则“有钱出钱，有粮给粮”。而这些关涉各方利益的繁杂事务，若无清廷居中协调，地方督抚尽力操办，曾国藩“高薪养兵”能否坚持10余年，是很难讲的。实际上，刚攻下天京，曾国藩就急着裁军以减轻财政压力，他给朋友写信诉苦说，“兵勇十万，欠饷已逾五百余万两，若不急筹遣撤……后患无穷”。
可见，区区十来万清军（注：12万湘军加5万淮军）之所以能扼杀太平天国，其最大优势并非精良的武器装备，或者压倒性的兵力规模，而是曾国藩依靠全国“输血”，才勉强坚持下来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这种求稳不求快的打法看似合理，但若遇到从制度、装备到技战术，特别是后勤保障体系都焕然一新的“狠角色”，就难免会贻误战机，甚至丧师辱国。他的学生李鸿章后来继承了老师这套保守主义的军事理论，在甲午战争时也大搞所谓“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结果被敢于冒险的日军不断抢得先机，最后落得个北洋水师覆灭，割地又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