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国最早的常备军登场 作者：郭晔旻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二月上，第54～56页 成书于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稍早的《左传》也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些都说明，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军队建设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常备军登场，却是在战国时期。而且，这支常备军在历经短暂辉煌后，很快就湮没于历史中，究其原因，是国力无法维持庞大的军队开销。时至今日，中国最早的常备军的繁荣与衰落，仍是一个颇具探讨性的话题。 西周春秋：当兵是种权利 西周和春秋时期，一般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队，每队都把兵车列成整齐的阵形，步兵跟着兵车，配合作战。当时的中原人没有骑马的习惯，马匹只用来拉车。兵车上的车轮用木头制造，车轴两面突出，行动不太灵活。如果阵形乱了，行走的方向速度不一致，突出的车轴容易相撞，届时，局面会变得不可收拾。其时，车上的武士，一人驾车，一人用弓箭，一人用长兵器（和商朝时的情形相同），只是长兵器主要是戟。春秋时的戟，是矛与戈的结合。矛是直刺的器械，戈是钩杀的器械，二者合成一样兵器，可刺可钩，使用起来比单纯的矛或戈方便得多。当时，人们就以这样的阵势和兵器打仗。 打仗自然离不开兵士，其时军队中的甲士，清一色来自“国人”。所谓“国人”，指的是住在国都和城邑里的人，相对应的是住在城外面的“野人”。西周和春秋时期，只有“国人”才有资格当兵，所谓“公侯干城”“执干戈以卫社稷”。“国人”要当兵打仗，在当时是义务，也是权利。为什么说是权利呢？因为让人家拿起武器不是一件小事，不信任就不能把武器发给人家。反观“野人”，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没有服兵役的权利。他们政治地位低下，由于常年侍奉贵族，出征时有一部分人可以跟随贵族甲士充当徒役，做的就是现在的后勤工作。上述情形有些类似古希腊城邦。在古希腊城邦，只有自由公民才有资格担任战争主力重装步兵，奴隶只能跟在后面打杂。这缘于在东西方文明的幼年时期，战争都还是“上等人”之间的流血游戏。 由于当兵的“门槛”高，一方面，兵员素质得到保证，个个都是精兵，因而也不需要专门组建什么常备军。当时的“士人”绝非后世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形象，相反，文武还没有分家，所以，凡是“士”，都要精通“六艺”，其中的“射”（射箭技术）和“御”（驾驭马车技术）两项技能就是为上战场厮杀准备的。另一方面，参军的“高门槛”也限制了军队的规模。管仲执掌齐国国政后，把国都临淄划分成15个士乡。士乡5家叫一轨，10个轨编成一里，4个里成连，10连成乡。乡的首长叫乡良人。每乡2000户，每户出一人，合5乡共有1万人，编成一军。15乡共有3军3万人，兵车一千多辆。仅区区兵车千乘，3万甲士，就足以使齐桓公登上“春秋五霸”之首的宝座。在公元前634年的城濮之战中，晋、楚两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正面对决。晋军有兵车700乘，如果照1000乘3万人计算，人数在2万左右。齐国、秦国都有大夫在场，可能带点象征性的部队。对阵的楚军加上盟国陈国、蔡国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兵车，古书上没有交代。假定双方人车的数目相近，那么，战场上大约共有1500辆兵车，人数至多是四五万人。而这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已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战。 有道是“春秋无义战”，随着列国间战争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兵者”变成了“诡道也”，旧有的礼仪都被抛在一边，孔夫子哀叹的“礼崩乐坏”，大抵如是。宋襄公大概是最后一个秉持传统战争的文明礼仪的春秋君主，而他也成为后世的笑柄。为了在生死相搏的兼并战争中幸存下来，大概从春秋中晚期，个别诸侯国就打破了只由“国人”服兵役的传统，使得原来无权当兵的“野人”也加入到军队中来，从而急剧扩大了兵源，加强了本国的军事力量。国野之别被全民皆兵代替，参加战争再也不是贵族的荣耀了。在春秋末期的晋、郑铁之战中，晋国的卿大夫赵鞅让没有自由的家内奴隶也当兵打仗，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处在同一时期的吴国为了争霸需要，在鸡父之战中甚至“以罪人三千”作为冲锋陷阵的先头部队！随之而来，作为西周春秋军队骨干的“士”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与普通人无异。如果说西周春秋时期“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国人的光荣使命，还能从统治者那里分得一杯羹，那么，战国时期士兵服役则完全成为当时各国最高统治者兼并和掠夺财富的工具。 战国：郡县遍行征兵制度 战国时代，诸侯国已经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度，国内男子从15岁到6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国家随时可以征调入伍。譬如云梦秦简里面就有一个例子，一个叫喜的秦国人到了应征年龄（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凡适龄男子都必须在专门的名册登记，并开始服徭役，当时称之为“傅籍”）参了军，他一共当了三次兵。服兵役的长短，要看战役的需要而定，战役结束，就可以回家。要是遇到大战，各国往往实行全国动员，征发全国壮丁而起“倾国之师”。秦赵长平之战，赵国是“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秦国也是把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编组成军，全力增援长平战场。 随着郡县征兵制度而来的，是列国兵额的急剧膨胀。且不说秦国和楚国都是“带甲百万”，就连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韩国也是“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这种情形也容易理解，因为要在列国争雄中获胜，兵员自然是多多益善，但兵员太多，等于把精壮劳动力抽离出了农业生产，长此以往经济就无力承担了。于是，列国纷纷考选士卒编练精兵，平时作为常备军，战时则作为大量征发兵的骨干。 列国中经过考选的常备军，名目繁多，诸如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其中，以战国早期魏国的“武卒”最为著名，记载也最为详细。鼎盛时期的魏国有“武力（卒）二十余万，苍头（编注：以青巾裹头而得名，战国时系主人战旗下的军队，多以乡党的青年组成。至汉代，战事减少，逐渐沦为奴隶）二十万，奋击（编注：奋力击敌的士兵，精兵）二十万，斯徒（编注：军中干粗活的杂兵）十万”。其中，“武卒”只占七分之二，这是一种极具战斗力的步兵。入选门槛之高，足以让今人咂舌。 先秦最早的常备军登场 其时魏文侯（公元前445至公元前396年在位）任用李悝为相，改革军制，选拔“武卒”。应选“武卒”的人，上身、两腿、脚胫都穿上甲，头上戴盔，腰间佩剑，带上12石弩，箭袋里装50支箭，掮着戈，随身带3天干粮，半天能走100里（1里180丈，100里约合41.4公里，相当于一个马拉松全程），才算合格。其中的“12石弩”指的是一种臂张“劲弩”。按《汉书·律历志》“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计算，1石就有120斤，12石就是1440斤，当时的1斤大约是250克，换算下来12石足有360公斤！能拉开这样千斤劲弩的，就算是今天也只能是少数运动健将才能做到。入选“武卒”的人，待遇非同一般，全家徭役都可以免除，国家还给分配好田好房。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许多人不惜吃大苦，耐大劳去练习臂力和奔跑能力，魏国也因此选中了一批身能负重、臂能挽强、腿能长趋、手能击剑的四项全能“武卒”。如此精兵，又纳入到严密的组织中。魏军“武卒”的编制，是以十进制为基本特征的什伍制度。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在伍长、什长、伯长之上，再分千人之将、万人之将、左右将军及大将军。在这种编制下，指挥顺畅，如头使臂一般，一支王牌军队也就这样诞生了。 “武卒”作为魏国的王牌，东征西讨，一时间使得魏国国势大盛。公元前405年（魏文侯41年），魏和韩、赵在察丘大破齐军，缴获兵车2000乘，齐军在战场遗尸3万具。战败的齐国为了讨好对手，上书周威烈王承认赵、魏、韩三国为诸侯，补全了“三家分晋”的“法律手续”。与此同时，担任西河守的吴起，率领“武卒”夺取秦国的河西（黄河以西）之地，令“秦兵不敢东向”。到了著名的败家子魏惠王执政早期，魏国“武卒”的盛名达到了顶点，“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诸侯举办“逢泽之会”，俨然成为战国第一霸主，后世称之为“魏惠以武卒奋”。 谁知，“逢泽之会”之后仅仅2年，魏国10万大军在马陵之战中被孙膑率领的齐军全歼，魏国从巅峰骤然跌落。论者往往以为这是孙膑庞涓斗智的结果，其实，此前的桂陵之战，魏军一样全军覆没，但不久就能东山再起，魏国的彻底衰弱实际上是因为再无力维持“武卒”这一常备军。因为以“武卒”标准之高，入选的当然是精兵，但一个人体力的最佳状态维持不了多少年，又不好太快就淘汰，人数多了，国家的税收就减少，结果是兵力、财力都出问题，所以荀子称之为“危国之兵”。魏国早期，国力强盛，以“武卒”开疆拓土，又以新征服的土地授予“武卒”，故此问题并不突出。但到了惠王后期，魏国穷兵黩武，四面开战，偏偏又连吃败仗，疆土日蹙，这样便无法保证授予“武卒”的土地配额，待遇下降，自然人才凋零、士气低落。于是，“武卒”这支煊赫一时的常备军“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失去了往昔的威武气势，成为败兵之卒。 魏惠王之后，“武卒”不再见于史籍，与魏国曾经的辉煌岁月一起，为历史所遗忘。而如何寻求国力与军力之间的平衡，也成为后世军事家与政治家谈论的永恒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