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抗日救亡进行曲
作者：徐焰 马祥林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05年第9期，第40~42页
“千万人的声音高呼着反抗，千万人的歌声为革命斗争而歌唱。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响……”这首《救亡进行曲》，是那个热血和激情燃烧时代的生动写照。当时面对大众的嗟叹、目睹国土的沦丧，有血性的文艺家们同全国4亿同胞一同奋起，拿起了手中的笔，弹起了怀中琴，鼓起了响亮的喉咙。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近代中国文艺创作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正是抗战的激情催动着国内艺术家们投身于救亡斗争，从而谱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诗以言志
诗以言志，音乃心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亡国危机唤醒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民族意识，此前社会上盛行的靡靡之音和充满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作品，很快被呼唤救亡的创作所压倒。在诗词、电影和歌曲中，要求抗战的激情呐喊成为主旋律。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在国内上演。当时国民党政府因害怕“友邦惊诧”影响“睦邻”，审查片子时只许含糊地提出“打倒敌人”而不能直呼日本之国名，然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却明白地向百万观众说明了内含的寓意。后来人们或许记不清电影的情节，但《义勇军进行曲》却刻骨铭心，并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唱。这首歌在战争中还流传到其他反法西斯盟国。美国国务院在联合国庆祝胜利日安排演奏的各国音乐中，也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曲目。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又成为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奋进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都是共产党员。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来追捕，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后就被抓进监狱。夏衍将歌词交给聂耳，这位年仅24岁的音乐家，带着满腔激愤用2天便谱写了初稿。为了躲避当局追捕，聂耳于1935年4月中旬启程去苏联。途经敌国日本时，他又深切感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磨刀霍霍，这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最终完成谱曲并寄回国内。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将田汉的原词做了修改，把“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又根据旋律的需要在词尾之后加上了“前进，进！”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守卫卢沟桥的国民党军第29军进攻，国内文艺工作者迅速创作出一批鼓动抗敌的作品。事变3天后，音乐家麦新便创作出著名的《大刀进行曲》。随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便响彻在全国军民之中。
当时的电影工作者也为抗战奔走，拍下了新闻纪录片《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空军战绩》《卢沟桥事变》《华北是我们的》和故事片《中华儿女》《风雪太行山》等。这些影片还为抗日歌曲插上了传播的翅膀，《风雪太行山》中由冼星海谱曲的《在太行山上》便成了著名抗日歌曲流传全国，并成为永世不朽的名作。
空前团结
在旧中国，文人相轻是历来的传统，艺术界门户之见和流派冲突更是势同水火。抗战开始后，民族危亡使不甘做亡国奴的文艺工作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大家一致为救亡而努力工作。
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首席代表、国民政府委任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为促进当时文艺界的团结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年末，他来到武汉，很快将来自上海、平津和东北等地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一部分输送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其余则组织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文艺大军。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武汉，名誉理事中包括国共两党要人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等45位文坛巨擘或青年才俊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理事的名单中。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延安也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其下属组织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名气最大。
在国统区，文豪郭沫若直接领导着文艺抗敌活动，影响最大的又是演剧队的活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血祭上海》《台儿庄》《八百壮士》等剧目，一时成为鼓舞军民斗志的主要代表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政治气氛趋于沉闷。当局对文艺作品进行种种无理审查，作品中出现“祖国”“人民”都被强令改为“国家”“国民”。有些艺术家便另辟蹊径，借古讽今。如作家欧阳予倩将《桃花扇》传奇改编为新戏剧，暗讽上层人士的民族气节不如秦淮歌女。皖南事变后，郭沫若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连写6部历史剧，以剧中人的口气痛斥卖国奸臣陷害忠良。
在革命圣地延安，尽管连一架钢琴都没有，仍然有来自海内外的大批知识分子奔赴这里。1939年3月，词作家光未然、音乐家冼星海合作推出了《黄河大合唱》，堪称一部民族史诗。这一合唱的旋律中澎湃的战斗情绪，如同黄河的滚滚流水和起伏的波涛，众多的干部和学生们正是唱着“风在吼，马在叫”，离开延安走向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回归民众
抗日战争是中国亿万民众的事业，艺术家只有走出过去自我封闭的“象牙之塔”，为战斗生产的主力工农兵服务，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1942年5月，毛泽东在了解了文艺界的情况后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要求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从而为创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条件艰苦的各解放区，诗人们走向民间，以短小精悍的街头诗和朗诵诗作为鼓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当时的口号是：“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在各种群众集会上，都散发红红绿绿的诗传单，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中也常用诗传单形式制成宣传品。
在农村根据地，抗日文艺工作者还根据群众的欣赏习惯，创作了不少受老百姓欢迎的通俗剧目，《白毛女》便是其中一个代表作。鲁迅艺术学院在改良旧秧歌时剔除了男女调情成分，创作出了《兄妹开荒》等号召人们开荒生产、支援前线的作品。当时华山在《鸡毛信》中塑造的放羊娃海娃，管桦在《雨来没有死》中塑造的雨来，方冰作词的《歌唱英雄王二小》中的王二小，都是抗日小英雄的形象，他们栩栩如生的性格表现，至今为人们耳熟能详。
纷飞的战火中，文艺界献给民族解放祭坛的不仅是呐喊，还有鲜血和生命。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抗战的名记者丘东平，便在1941年日军进攻苏北根据地时为掩护学生撤退而献出了生命。还有蒋弼、高咏、蒲风、陆蠡、陈辉、郁达夫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或牺牲在抗战前线，或被日寇残杀于它乡。《渔光曲》曲作者任光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在皖南事变中被子弹击中倒在血泊里。冲上来的国民党军喝问：“你是新四军什么官？”任光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是《渔光曲》的作者……”听到这话，国民党兵也摘下了帽子，向他默立致哀，因为当时国人都唱他创作的名曲——“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
回顾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他们在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创作水平，在中国近现代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一页。 |